爱孩子就理解游戏中的孩子

  作为全职工作的家长，手头需要处理的事务着实不少，如果再面临竞争的压力，自然不想被“无意义”的事所打扰。孩子发起的游戏常常被归到这类“无意义”的事中去，不仅对自己作为家长的角色无意义，即便对于孩子而言，似乎除了能带来一点儿当下的快乐，也对未来的发展没有意义，古训不是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吗？要不是可以趁着孩子玩，稍微解脱一下自己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舍得让孩子把时间花在玩上，还真是个问题。“你这孩子就知道玩”，不正是我们成年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对衣食无忧的孩子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玩上所表达的无奈甚至愤怒吗？

  这种态度，让我们放弃了机会，去观察被我们称为“玩”的那些“活动”本身：它的主题，它所涉及的事物或者环境，其中孩子跟哪些人打着交道，同样的主题在过程中又有什么变化，自己的孩子在其中怎样观察他人、搞清原本不熟悉的玩法和事物，回应碰到的问题和冲突，孩子施展着什么样的才能或力量，那种全身心沉浸其中、完全不愿意跑题的状态，到底对他的生存和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的？

  这种对游戏的“无意义”感带来的困扰，即使是我这个“业内人士”也曾遇到过。女儿在小学一年级时，曾经有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但凡有空，就硬拉上我或者用乞求的语气问我：“妈妈，我们能玩一下仙女的游戏吗？”每当我点头，她便欢呼雀跃着上了自己高低床的上层，把她的小灰兔、小猪、小熊、小胖鸟毛绒玩具摆成一排，从自己的“百宝箱”里拿出自制的“魔法棒”，然后分派给我一只毛绒老鼠，做我这只怪兽的宝宝。

  游戏的情节其实很简单，我这只怪兽，得趁着她这个天国仙女睡觉的时候，偷走她的宝宝——小灰兔，仙女很快便发现了怪兽的恶行，带着魔法棒来兽洞寻找宝宝，在怪兽酣睡之际，把自己的宝宝连同怪兽的宝宝一起，悄悄地带到了天国。我这只怪兽醒来后，自然要想各种办法攻打天国，但仙女总能用魔法棒化险为夷。最后怪兽思子心切，便把一封求和信投到天国，求仙女放了他的宝宝。而仙女在要求怪兽保证不再侵犯她的宝宝们，并且允许怪兽宝宝跟仙女的孩子们一起玩之后，放了怪兽宝宝，于是两家一起在天国中浏览起来，仙女变成导游。

  在陪女儿玩了若干次这个“主题”的游戏后，虽然其中也有情节的小变化，比如有一次女儿做出了一个通往天国的绳梯，还有一次设计出天国浏览地图，仙女解救宝宝的方法也在花样翻新，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情节让我非常腻烦。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和她的学业这些“有意义”的事常常突然就浮现到我的脑海中，终于有一天爆发，我拒绝再跟她玩这个游戏，即使她用失望的眼神望着我，蔫头蔫脑地离开。

  直到有一天，我在幼儿园里观察到一个平时表现退缩的小男孩，在变成“奥特曼”时似乎换了一个人，流利地与别人说话，沉着地应对着面前的“攻击者”。我忽然能理解女儿在仙女游戏中的感受了，她其实在用自己的方法，主动地克服着她对荧屏、图书上怪兽的害怕，确信妈妈有能力保护孩子，可能同时也享受着与妈妈相处时那种有共同话题的联结感。之后，在女儿再次试探我态度的时候，我与她继续做起了怪兽和仙女。

  我们成年人有一个缺乏同理心的论断——小孩子是无忧无虑的，于是对孩子的情绪健康缺乏设身处地的关注。其实，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孩子的困惑和担心丝毫不比大人少。孩子通过主动发起的假装游戏，用自己想象的力量，重构现实生活，在扮演角色中思考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自己的恐惧和重新认识那个令他恐惧的事物。反复投入装扮的活动，不仅是一个情绪调适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调整的过程。这也许就是游戏也成为心理疗愈的方法之一的原因吧。

  反观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在尚未找到问题的现实解决步骤时，不也会寻找一些似乎“无关”的事去做，调适自己的状态，或者从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他人”那里去寻找激励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有能量去慢慢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最终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吗？这一过程，跟孩子的装扮游戏不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吗？

  荷兰著名的文化史学家、语言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用丰富的事实揭示了游戏在西方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反思了“游戏只是消遣、娱乐而已”、它与“严肃的事”相对立的流行看法。当我们搁置成见，认真观察孩子乐此不疲、全身心投入的游戏时，就会发现，在游戏这种主动选择的活动中，孩子既快乐又严肃地追寻着某种目标。而理解游戏中的孩子，与他们交流游戏中的认识和感受，也是富有同理心的家长应该给予孩子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