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务必要看的经济学通俗巨著——穷人通胀，富人通缩

第二章 中国式地王，高房价的起源
     为了经济增长，完全无视土地的权属特性，30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制造了地王。开发商疯狂地以高价拿地，新地价不断被刷新，并因此带动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连二三线城市也频频诞生新地王，可以说地王的出现正是房价疯涨、开发商不够理性的一个缩影。只要招拍挂的土地政策不改变，就少不了高价拿地的情况，而“房奴”的希望也就此泯灭。
　　中国的祖先，对土地一直非常敬畏，很早就奉有土地神灵，历朝历代的战争，概因开疆拓土而起。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从土地开始讲起，那我要讲很久。土地与战争、土地与王朝、土地与美女，还有土地上的男耕女织、千古传颂的人间童话。但是，这就游离了我们的主题。因此，我们还是从秦始皇说起，硕大的秦王朝，是如何因对土地的不敬而最终导致王朝衰落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修长城抵御外患，应该是千古传唱才是，为什么最后的结局变成了天怒地怨、人神共愤呢?一个简单的道理，秦始皇做了他想为其实无力为之的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超越国力进行投资，那等于就是掘墓。结果，一座好好的长城，被一个民女给哭倒了，千百年来，谁都为“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而感叹和嘘唏。
　　再来讲讲老佛爷修园子吧。修修园子，讲讲派头，休养生息，赏心悦目，又有何不可?可是，洋人一把火就把园子给烧了。为什么?政府腐败，民声哀怨，一遇强敌，国破家亡。烧一个园子，只是一个象征。更重要的是，这个园子表明在王朝危难之时，朝廷顾自纵乐，罔顾民生。
　　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大兴土木首先都要考虑国计民生。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大兴土木之前都要先敬土地神。土地，代表着民生的安定与祥和。一旦大兴土木打破了社会的安宁，那这种结局都不会太好。
　　过去的一切，共同昭示着一个真理：民生重在安稳，而土地是最安稳的象征。
　　所谓太岁头上动土，那也是一件最不能干的事。
　　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投资不是拉动经济，而是超越国力大肆挥霍土地财富。
　　长此以往，它所带来的远非是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全面崩溃后的萧条。说到底，兴，因土地；衰，也因土地。土地财富共享，老百姓如何获利
　　谁在其他国家看见过地王没有?
　　也就是说，把本来是民众共有的土地拿出来招拍挂，然后由出高价者所得，这就是中国的地王。做了地王的开发商，除了一夜扬名，还能牟取暴利。因为，地王盖出来的房子，绝对不是为了卖给老百姓，而是卖给能够因此再投机炒作的群体。虽然房子只有70年使用权，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现在却被炒出了天价。
　　我想不一定有人听说过，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种房子是面向普通民众的，用来确保民生安宁。可中国没有。中国的土地是公有的。
　　中国这种地王现象也是这几年才开始频频出现的。
　　透视地王的种种运作可以窥见，问题的源头是土地管理体制有缺陷，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经济学来讲，经济就是经济，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起源，离不开土地和劳动，所以，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个论点一举成为古典经济学的煌煌巨论；经济的本质就是生产和消费，生产引导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这一理论又竖起了近代经济学的里程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亚当·斯密的资本推动分工提高效率的前提，仍然是劳动创造价值观念的体现。
　　但是，近几年来，贯穿整个中国经济的理论体系与宏观经济学奠定的理论基础发生偏差，处理土地、劳动、资本的关系模糊，其经济实践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发生偏差，对经济的本质论缺少尊重，从而让正常增长的中国经济成为资产泡沫的天堂，劳动的价值遭遇空前的贬低，投机的心理充斥整个经济领域。
　　用土地垄断作为刺激社会两极分化的推进器，违背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价值学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原始市场经济理论，超越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计划经济理论，从而解放了生产力，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原始市场经济学说缺乏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支撑，所以，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市场表现出很多短期行为。
　　中国这轮经济增长开始之初，其实是一个重估土地价值的开始。于是，珠三角一带率先兴起以廉价土地作为优势吸引外资的招商引资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也吸引了沿海其他城市，于是，海南、汕头、湛江、北海等城市纷纷开始大规模圈地，很快兴起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土地引发的资产泡沫的热潮，并以泡沫破灭而告终。
　　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反思这一轮土地泡沫引发的经济变革，没有认真考虑作为人民币币值最大支撑的土地究竟具备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财富分配体制符合中国国情，而是陷入了姓“社”姓“资”的理论争论的误区。这场争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力主坚持下，放弃争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首次提出工资和价格改革。
　　但是，全会并没有能完全分析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为了稳住公务员，那次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连在一起，公务员大幅地增加工资更推进了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现在看来，整个物价上涨是由珠三角和沿海地区高估了土地价值而引起的，整个社会商品开始短缺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当时最畅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他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协调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商品短缺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我曾两次通读这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关于土地财富的分配和土地价值在经济增长时期的估值原理。现在看来，也许是亚诺什·科尔内先生也没有关注到土地估值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所以，《短缺经济学》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本质问题。
　　那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比较功利，大多研究微观经济学。所以，厉以宁研究股份制有点成果，便成为人们推崇的“厉股份”；曹思源研究企业破产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人们便盛传“曹破产”，等等。
　　而缺少严格意义的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大家，使得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够系统地阐述土地财富的估值原理和分配原则，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C20033 18号)，在第四条中，对经济适用房作了一个定义：经济适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这里面加入“商品”二字，一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型住宅的性质，否定了中国土地财富的分配原则，文理不通，而且无法解释“保障”二字究竟如何“保障”，从而导致商品住宅开发占据95％以上住宅供应的恶果。普通民众实际上从此失去了住房保障，也自然无法享受到土地财富的增长成果，这种结果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引发了资产泡沫。
　　土地价值的过度高估，实际上是货币币值支撑力的大幅减弱。中国的货币没有同黄金挂钩，所以，支撑货币币值的主要是土地和其他国有资源。这些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因此政府具有整合资源、发展经济、提升国力、造福民众的职责。
　　评估一国的土地价值有很多指标，如果要建立数据模型，那可能比GDP还要复杂，所以，发达国家都没有从事这样艰巨的工作。但是，很多国家吃了不少苦头，最典型的是日本，土地价值的高估导致日本经济崩盘，失去了2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美国是个例外，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主要是黄金，因此，黄金价格暴涨之时，就是美元出现危机之日。    +
　　对于中国来说，土地价值的评估主要依托国民收入的增长，国民收入综合水平的增长又与GDP和CPI息息相关，一起组成对应土地价格增长的相关数据。所以，如果土地价格暴涨，考验的是人民币的币值。

　　1988年因为土地价格增值过快，资金、信息、人才纷纷向土地集中，造成产品短缺，引发通货膨胀，这给管理层造成错觉，反而以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形式化解危机，结果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财富分配更加失衡，不得已增加了货币投放，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意识到，通胀的引发是中国许多地方土地估值过高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均，那些享受了土地财富的先富起来的群体拼命抢购进口家电、汽车和高档家具，引发中低收人群体抢购正常日用品。
　　但是，我们当时忽视了土地财富的平衡机制，用只给少部分人加工资的办法来应对物价上涨，而不是用增加供给的方式解决产品短缺，其结果，肯定是管理层不愿看见的。正如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面对由于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出现的产能过剩，不是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拉动生产，反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刺激资产泡沫，结果，房价暴涨，产生货币危机。
　　1999年年末，中国的M2余额为11．76万亿元，对应北京五环内的房价5722元／平方米。因为房价的上涨最能反映土地价格的上涨，人民币开始极度弱化，且币值不稳。2010年，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的M2余额高达65万亿元，比1999年增加了53．24万亿元，增幅将近5倍，而同样是北京五环内的房价是31680元／平方米，10年内北京房价增幅达453％，也接近5倍。
　　这种正相关的走势，违背了货币与黄金的反相关原则。我们在前面论述过，人民币的支撑力主要依托土地资源和其他国有资源，类似于美国的美元和黄金的原则，美元走强而黄金走弱，当黄金一旦走强的时候，那美元的危机也就不远了。对人民币来说，一旦土地价格的增长速度与货币发行的速度正相关时，人民币的危机也就不远了。
　　何况，土地价值的高估是建立在极其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下，不仅危及民生，还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引发社会动荡。土地价值增速越快，货币危机也来得越快。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没有拿出中国的货币与土地估价比值，政府就匆忙救市，导致了整个土地管理失控，价格飞涨。币值不稳，是对所有持币人的财富掠夺。
　　土地财富全民共享才是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中国是公有制国家，土地归全民所有。在正常经济增长中，普通民众主要依赖土地的升值来增加财富，而土地升值对民众的体现方式或承兑机制就是住宅。许多国家采取了很好的政策，致力于解决社会保障住宅问题，坚决打击楼市投机行为，保证了社会财富的均衡增长和分配公平。
　　美国住宅大约有85%是经济适用房，是所有美国公民都可以享受的。美国最大的开发商的主营业务收入也是开发经济适用房。芝加哥房地产巨亨、股本集团投资(Equity Group Investments)主席、拥有50亿美元资本净值的山姆·泽尔，在2008年((福布斯》“美国富豪400强”排行榜上名列第68位，被誉为房产界的“山姆大叔”，他在美国国内的业务就有60％是来自各州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开发。
　　也正因为开发商的积极介入，美国的经济适用房已经覆盖到大学教授，不仅仅只是中低收入群体。美国的经济适用房根据各州经济发展状况，土地溢价率在10％～30％。也就是说，满了一定的年限，经济适用房可以上市交易，一般都能让业主赚取10％～30％的收益。这笔财富是人人都有的，很多年轻人的第一桶金其实是出让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溢价率，保证了创业所需要的第一笔资金，当然这笔钱也可以用于消费。
　　土地溢价率最高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5年后才能上市交易，政府保证上市交易能让业主获得40％以上的收益，比欧洲各国、澳洲和加拿大都高。
　　但是，所有这些社会保障住宅体制很健全的国家，法制同样严明，以诈骗手段获得经济适用房的案例比较少，也不会产生一个家庭有两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更不可能出现官越大越有权利享受经济适用房，并且是享受超大面积的经济适用房这种荒唐事。建造这种经济适用房的现象，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败笔，所有经济适用房的骗购行为和非法购买均由此引起。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实现土地财富全民共享的崇高理念。对中国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体制、保障与财富均衡问题，作为支撑币值的主要资源的土地，过分的透支和滥用都是对国民财富的掠夺，任何形式的投机行为危害更大。所以2009年对楼市投机行为的放纵，是政府的严重失职。
　　所以，土地财富的全民共享，才是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当然，我们现在还要解决许多问题，但是，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不能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安居才能乐业。现在政府所做的一切，仅仅停留在纠错的地步，实现这一目标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合理吗
　　为了经济增长，完全无视土地的权属特性，30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制造了地王(通常指土地出让中拍卖价格畸高的地块)。
　　谈起中国的土地招拍挂，很多人应该不会陌生。1988年12月，中国商品房开始了第一块土地的拍卖。在当时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这种拍卖，对解放生产力是有一定好处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非常重大的缺陷。招拍挂——预售——销售——三级市场，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都是在模仿香港。但是，当我们考量香港的这种制度时就会发现，香港之所以选择这种体制是英国人殖民的需要，是为了在100年内最大限度地掠夺香港人民的财富才想出来的办法。因此，我们把香港模式称为掠夺型房地产开发模式。
　　把这种掠夺型的开发模式，原样照搬到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导致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的产生，不解决好这样的矛盾，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当时，中央高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给土地和房产设定了一个时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70年产权。这个时限的设定，改变了招拍挂的性质，用资本市场的原理来衡量，我们现在拍卖的土地不是产权，而是70年的使用权。这就有了土地招拍挂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的可能，因为只有不出卖土地的所有权，这项政策才能通过宪法。严格地说，产权可以上市交易，而使用权只能私下交易。
　　尽管这样，香港模式的一系列问题还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爆发了。土地的招拍挂导致了大规模囤地和炒地的现象；预售体制，也就是香港人的炒楼花，成了疯狂炒楼最便捷的通道；销售也是沿用售楼处体制，我们称为汽车4S店式的销售，脱离了监管，导致信息、政策、法律均不透明，才有了政府在交易环节一再增加税费的机会；三级市场的门店制，其实充满了欺诈和携款而逃的事件。    ．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土地招拍挂的实例吧。
　　远的我们不谈，就从深圳“九万三”谈起。深圳“九万三”是深圳香蜜湖的一块政府出让用地，因其总占地面积93544平方米而得名。但是，“九万三”在深圳地产业内人士的心目中，早已超越了土地的概念，而变成土地营销炒作最成功的案例，成功得足以上教科书了。
　　香蜜湖被称为深圳第三代富人区。第一代是20世纪80年代的罗湖、银湖一代，以别墅而出名，老罗湖的怡景花园别墅、银湖的山庄别墅是其代表作，现在还有很多深圳的成功人士居住于此。深圳第二代富人区是20世纪90年代的华侨城、蛇口一线，开始兴起豪宅概念，以小高层、高层豪宅居多，现在卖到3万元左右的产品当年开盘价就5000元左右，当然也还有一些数量很少的别墅和联排别墅。深圳第三代富人区就是指现在的香蜜湖和红树林一带，早年以东海花园和东方玫瑰园而闻名，在“九万三”招拍挂时，又建有水榭花都、熙园、香榭里等楼盘。当时，水榭花都一期2003年开盘时均价仅为7000元，还不太好卖，但在2007年已卖至50000元了，这是后话。
　　进入2004年，随着金地·香蜜山的入市，水榭花都3期、中旅国际公馆2期、景煜花园蓄势待发，香蜜湖片区的豪宅风暴越吹越烈。但是“九万三”是既具有湖景又有低密度，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相当优越的地块，在深圳绝无仅有。为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要在新一轮的豪宅竞争中胜出，香蜜湖是一个关键，业内甚至传出“得香蜜湖得天下”的口号。所以，紧靠水榭花都的“九万三”，在招拍挂前就已经被媒体炒得火热。综观2003年的土地拍卖，3月，万科以9．7亿元的天价，击退联手作战的招商华侨城，一举夺得坂雪岗地块，并创下了2216元／平方米的关外地价新纪录。年底，招商华侨城再度卷土重来，联手将有宝安地王之称的尖岗山收归囊中，成交价高达5．7亿元。“九万三”的命运将会如何?是否能拍出天价?中原地产总经理李耀智当时认为，“九万三”的最终拍卖价格可能会在6500元／平方米左右。由于所涉及的资金庞大，所以本次拍卖基本上可以讲是大开发商之间的游戏，中小型开发商可谓有心无力，所以也基本上排除了黑马的出现。与此同时，置业国际的董事总经理罗志聪也有同样的看法。罗志聪说，香蜜湖地块的稀缺性是业内公认的，它是新一代豪宅的代名词。他认为在市区拥有如此大面积的+地块，加上优越的环境，决定了这块地的价值高昂，所以在今次的拍卖中，出现天价的可能性极大。不过，最终起决定因素的是开发商对今后市场的判断。至于黑马，他认为出现的机会微乎其微。另外，他认为由于涉及的资金庞大，加上后期开发的规格比较高，对资金是一个重大考验，因此会有多家开发商联手参与开发的可能性，自然，在拍卖会上就会出现多家开发商联手竞拍的可能。

　　4月16日，“九万三”面积达93544平方米的地块在深圳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拍卖，由于其位于香蜜湖豪宅地段，引来了深圳品牌地产商倾巢出动，最终该地块以9．5亿元拍出，楼面地价高达7252元／平方米，住宅楼面地价则达到7400元／平方米，创下拍卖地块深圳楼面地价最高纪录。这个价格超过了当时深圳关内住宅的平均价格，随后，深圳房价一路猛涨，到2006年4月，深圳关内房价首次突破10000元大关，到2007年6月关内房价很快突破20000元大关。所以，谈深圳楼市泡沫，不能不谈“九万三”，而“九万三”正是自有地王以来炒作得最具影响力的地王，直接为土地价值树立了一个标杆。此后，面粉开始贵过面包，这是人们怎么也不可能设想的高价。￥楼市生态链，地王和高房价的循环支撑
　　在楼市炙手可热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地王的风起云涌。只要诞生过地王的城市，接下来就是房价的飞涨。与往年相比，2007年的地王身价更高，甚至超过周边房价；2009年的地王更是登峰造极，只有央企才可能夺得，因此，地王还有显赫的尊贵身份。当然，二三线城市也频频诞生新地王。可以说地王的出现正是房价疯涨、开发商不够理性的一个缩影。
　　地王现象虽然起源于2004年，但是兴盛却是在2007年，至2009年到达顶峰，产生了央企地王。研究数据显示，全国十大地王带动区域房价平均上涨50％。业内人士认为，天价地和高房价形成了彼此支撑的内部循环关系，面粉贵过面包，新做出来的面包可以买以前两个面包。万科集团、保利地产、招商局地产、金地集团、华润置地、首创置业、远洋地产、深天健、北辰股份等开发商开始在全国频繁天价拿地，这些开发商所到之处，频繁出现天价地的成交纪录。2007年7月底，万科经过117次疯狂竞价后，天价拿得南京江宁一地块，最终成交价格高出底价12．03亿元，创造该区域新地王。万科拿地3天左右，整个江宁区二手房挂牌价平均涨了300元／平方米。11月，上海新江湾城D3地块被新加坡仁恒置地以13．0l亿元的价格拿得，楼面地价高达20000元／平方米。而当年6月，浙江绿城以1250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拿下Dl地块，仅隔4个月后，新江湾城地块的楼面地价上涨幅度高达60%。
　　此外，2007年在香港上市的远洋地产在杭州强势出手，以22．26亿元竞得杭州城北建筑面积约14．3万平方米的地块，楼面地价高达约15566元／平方米，接近甚至超过该区域在售住宅价格。北京住宅性质用地主要以招标的方式出让，但多数仍为价高者得，2007年10月底，万科招标获得北京西大望路地块，该地块最终成交的楼面地价则达11000多元／平方米，中关村一地块招标出让，最高投标价格为22亿元，按照该价格计算，该地块的楼面地价将达12300元／平方米，这个价格也可以称之为天价。
　　开发商疯狂高价拿地，地价不断被刷新，并因此带动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已经成为2007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主要特征。房价持续上涨，让开发商看到良好的市场预期，因此开发商敢于天价拿地。天价拿地后，超高地价又对周边的区域住宅价格产生巨大的拉升效应。然而，开发商并不知道，他们只是在地方政府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幕盛大的击鼓传花的游戏而已。￥地王招拍挂背后的故事
　　之所以把上海“花木新民北块土地”这起招拍挂实例拿出来评判，是因为在土地招标中，这样的事不是第一起，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起。我们在整个房地产的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不仅让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不公正的市场，也为腐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温床。最后就把中国的楼市变成了一个地方官员和开发商一起来掠夺社会财富的最大平台。
　　上海“花木新民北块土地”于2009年“十一”前突然宣布花落“星河湾”，此前这块地最高报价近60亿元，却“临产”晚了一年。参与竞地却没有中标的开发商们对花木地块的招标程序提出了质疑。业内猜测，此前过高的竞价“阻碍”了花木地块的按时决标，也“影响”了报出高价的开发商的竞争力。
　　“我们是觉得这件事挺蹊跷。”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有关人士曾直言。这家公司也参与了2008年9月的花木地块竞标，并且报出的价格要高于“星河湾”。据该人士介绍，其公司于2009年9月28日上午突然收到了一份《未中标通知书》，是由招标人和招标实施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资产交易中心联合发出的，“通知仅表明我们没有中标，但究竟哪家中标，各项评分多少，一点都没有提。”
　　上述人士表示，其也是在致电浦东土地资产交易中心询问后，才得知最后中标的是北京富华园房地产有限公司，追问后得知该公司隶属于因开发“星河湾”而闻名的广州宏宇集团。“去年此时的土地公开招标可是搞得沸沸扬扬，如今却给人草草了事的感觉，趁放长假前夕通知，且一点理由也不讲。既然是不光看价格的招标，就更应该讲游戏规则。”
　　甚至有开发商指出，2008年花木地块刚“现身”时就有坊间传闻称已内定“星河湾”，“但我们认为既然出让方选择对外公开招标，并由相关政府部门来操作，应该说公正度、透明度是有保证的，所以最后有八大开发商竞相参与，但如今土地被‘捂’了一年不说，最后的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叫其他开发商比较难接受。”一些开发商向出让方提出质疑，有关方面没有回音，开发商也很难得到回应，因为政府自己是踢球的，同时也是裁判。
　　回想2008年7月中旬，受陆家嘴集团委托，浦东土地资产交易中心公开挂出占地面积560余亩的花木地块，27亿元的底价已使其成为当年度的地王。而该地块一经推出，便引起众多开发商的兴趣，最终参与竞标的金地、华润、世茂、仁恒、新鸿基地产等8家企业也都是响当当的。2008年9月6日，金地以高出底价122％、高于第二名lO多亿的59．89亿元报价领先，按此计算，高达约11300元／平方米楼板价已与周边楼盘售价差不多，由此还引起市场一阵指责。但原计划于10月31日前公布的地块出让结果，却被出让方一则因“技术原因”暂停决标的通知所取代。
　　“花木地块的招标结果可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易居房地产研究院高级评论员杨红旭这样评价，“意料之中是因为去年报出了天价的金地风头太健，连出让方都有点怕了，难中标也说得过去。而意料之外是因为最终拿走该地块的“星河湾”绝对是捡了个大便宜，按其原先42．4亿元的报价计算，楼板价逾8000元／平方米，但时隔一年花木板块的房价最高已至20000元／平方米。”
　　杨红旭还指出，当时出让方决定暂停出让的做法透露了有关部门对于高价争地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通过高价出让可以获取丰厚的收益，另一方面还需考虑高价竞标带来的社会舆论上的负面影响。花木地块竞标爆出天价虽属市场行为，但与中央的调控思路和当时的市场氛围毕竟不够协调，从而出现搁置决标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中途叫停对既定游戏规则的实施带来了损伤，因此，在今后的操作中应进一步推动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成就地王过程中的政府角色
　　在2007年地王频出的年份，中国房地产最轰动的土地出让事件，应该是长沙新河三角洲地块出让。从这块地王诞生前后过程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诞生地王各方面的清晰规划。
　　2007年7月24日，开创中国最贵单宗挂牌土地的湖南长沙新河三角洲地块，以92亿元在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交易大厅成功出让，最终被北京北辰实业和北京城开联合投标体天价拿下，再创纪录，改写中国土地出让的历史，成为全国总价地王。该地块6月22日正式挂牌，土地的保证金竟达10亿元，起拍价为46．3亿元，开创中国单宗最贵土地的历史纪录。
　　新河三角洲位于长沙市城区北侧，西临湘江，北依浏阳河，总占地面积约3000亩，规划面积逾2200亩。按照长沙市政府规划，未来3年长沙市政府将投资120亿元将其打造成长沙的“文化曼哈顿”地区，在此建设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厅。上述地块出让面积785198．96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及住宅，总建筑面积不超过380万平方米。联合体竞得该地块后，将在长沙市设立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其中北辰和城开联合体占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80％。
　　长沙是中国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不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一片地王炒作声中，长沙市策划了这起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随后，长沙房价暴涨，长沙市民公开挂出“深圳炒房团滚回去”的横幅，由此可见长沙市民对高房价的深恶痛绝。所以，这起伟大的地王策划，在长沙市民来看，就像一场天灾无可回避地来临。我们无法搞清楚这块地王诞生的内幕，但我们不妨从市场的角度来仔细看个究竟。

　　让我们来看看，在一个房地产业不甚发达、房价一度全国排名靠后的农业大省，如何就会一鸣惊人，一日之内成就中国地王?一是全国一线城市房价纷纷高涨，土地稀缺，许多开发商不得不开始南征北战，二三线城市的大宗用地自然成为巨头们关注的热点和无奈的选择；二是长株潭战略全面实施，房价相对较低、而且有望成为全国农村城市化建设综合试验区有力角逐者的省会长沙，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大；三是该项目地处湘江、浏阳河交汇处，是长沙市以“两馆一厅”(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为依托重点打造的“文化曼哈顿”，区位优势明显；四是政府已投入巨资完成全部征地、拆迁工作，开发商中标后可以立即启动，而且本项目商业体量较大，容易做出新文章。
　　可问题是当时长沙平均房价仅为3500～3600元／平方米，该地块楼面价已达3500元／平方米，预计项目成本价应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项目如何运作，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且不说，依据长沙市民的购买力，完全不可能承受如此至高的房价，那么这些房子卖给谁?而且，长沙市区总人口只有500万人，正常情况下，一年只能消化住宅400万平方米，而这一个项目就够长沙市民买一年，更何况长沙现有新房存量超过1亿平方米，你还怎么卖?
　　据悉，现场拍卖时，地产大鳄世纪金源在82亿元报价后已不再举牌，为何金融街与城开、北辰这些皇城根下的兄弟会互相残杀，一路将地价推高到92亿元呢?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金融街、城开、北辰都将以上市公司做后盾，正是“成本无所谓，地价不怕高，股海做后盾，老大乐陶陶”!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中国房地产业在需求旺盛、供需失衡的状态下，完全沦为资本大鳄们的游戏，房市将如何发展?房价如何踩得住刹车?或许，二三线城市房价狂涨的高潮即将到来?!
　　房地产评论家他山说：“92亿元不是预期目标!”为了制造“中国地王”，长沙市的书记和市长分别带队，分别去香港拜会了和黄、新世界等四大地产巨头老总，以巨幅土地作条件，盛邀他们来长沙投资。和黄应上海政府之邀，2005年曾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竹园商贸区和重庆都有过制造“地王”的历史，所以，和黄是本次中标可能性最大的选手，也是因此受本土企业最排斥的公司。另外一路人马则北上，拜访北辰实业、北京城开、首创等北派开发商巨头。
　　长沙政府的基本设想是让北派的开发商和南派的开发商在长沙“斗”起来，“斗”得越猛，政府获得的土地收益就越大。长沙政府的角色，就是一个导演。“92亿元不是预期目标”!对于新河三角洲地块，政府部门的预期目标是100亿元，而不是92亿元。如果达到100亿元是满分，90分以上算优良了。这是一位与长沙房管部门领导走得很“近”的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透露的。
　　关于“中国地王”，长沙市政府部门一位科级官员对此的意见是：“中国地王”对促进长株潭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中国地王”在长沙的产生，可以像“超女”一样提高长沙的知名度，引起沿海投资者对长沙及周边地区的广泛关注。他把“中国地王”比喻为航空母舰，他认为，航空母舰的进入，是区域综合国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高度的体现。在当时和今后，都是受人关注的新闻亮点。
　　其实，按照政府未来对该区域的规划来看，功能和配套设施，包括建筑风格都可以进行统一的规划，但在建设方面，完全可以分为2～4个小块，在规划思路统一的前提下，分别拍卖，反而更有利于公平竞争，不一定非要一次性让给一家大公司开发。如果让一家公司独家来开发这么大的地块，其结果是有助于该开发商垄断该区域的地价和房价，这对市场而言将会弊大于利。￥地产行业老大的两面派作为
　　2006年7月12日，备受关注的塘厦大坪村35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由东莞市新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东莞万科的项目开发公司)竞得。由于这块地容积率仅0．5，因此它也以15243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成为广东省的新地王，广东新地王花落万科。
　　很多人对万科迷惑不解：一方面万科大叫“要为穷人建房子”，要建廉租房，并与建设部一起以征集方案的形式向全中国人民作秀；另一方面不断哄抬地价，不断以超高价格拿地，诱发房价继续拉高。这种如此明显的两面派做法，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万科从2002年以后，已经步入了一个“向高房价挺进”的通道，一方面要疯狂拉高楼价，牟取暴利；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张，套取巨额资金。2001年，万科资金已经吃紧，被迫卖掉业绩优秀的“万佳百货”，对外宣称要走专业化开发房地产的路子。这几年，由于房价的持续走高，深万科获利颇丰。但是，获利再多，也跟不上疯狂扩张、拉长战线、布局全国的资金需求。好在有G万科这个巨大的融资平台，利用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漏洞，可以不断套取中央企业华润、中粮等大型国企的资金，才得以维持扩张的需求。
　　作为行业老大，应该有其高尚的道德和操守。可是，人文道德口碑好的中国企业实在不多。
　　而万科，已经像一辆失去控制的高速列车轰隆隆地奔向一个不可知的远方，倘若一旦颠覆，对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负面影响将无法估量。我们知道，“稳定房价”是新政的全部内涵，加息加税、提高发展商的资金门槛、限制户型、扩张土地供应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稳定房价”。任何一个有眼光的企业家都应该看到，“稳定房价”已经成了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稳定房价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作为行业老大多在这方面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既为政府分忧，又为社会减少“房奴”，应当是富有建设性的。而万科则不同，一方面狂卖豪宅，深圳2006年8月房价涨12．8％，仔细分析，与万科的金域蓝湾、东海岸、万科城住宅狂卖有关，也就是说，是万科推高了深圳整体楼价；一方面，高价拍地。在广州金沙洲，周边楼价才4000～6000元／平方米，万科、中粮联手以17．5亿元拿下金沙洲地块，楼面地价超过4000元／平方米，刷新了广州住宅用地楼面地价的新纪录，业界预计该地块楼价将达8000～15000元／平方米。有专家因此声称：广州房价泡沫极大，楼市已进入高危期。仅这两点可以看出，万科以其强大的实力让新政在广州、深圳两地功亏一篑。
　　在全国的其他地方，都有万科高价拿地的记录。在这种记录面前，“稳定房价”成了一纸空文，看来，中低收入群体的希望行将破灭。偌大个中国很快将衍生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房奴”。和几位地产专家在私下谈论万科拿地情况时，他们都透露了深深的隐忧：一种意见是别的公司也有高价拿地的情况，但产生的影响不如万科大，因为万科的战线太长，体量太大，一举一动都牵动了行业的神经；一种意见是万科这么不顾一切地拿地，而且都是动用央企的资金，来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唱对台戏，是否有另外的战略方面的目的?因为万科冒的不仅仅是市场风险，也有政策风险；一种是万科是否想做大盘量形成垄断，而垄断局面一旦形成，将对各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形成节制作用，政府将不能不对万科另眼相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随着时间的推移，万科必然还要在其他城市高价拿地，因为只要招拍挂的土地政策不改变，就少不了高价拿地的情况，而“房奴”的希望也就此泯灭，宏观调控也成了一句空话。￥有特殊背景的央企地王
　　央企，是中央直属企业的简称。中国央地分税时，中央成立国资委，架构了135家央企公司，承担着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的经营和管理。在这135家公司当中，设立有16家专业的房地产公司，承担社会保障型住宅的开发和建设。
　　但是，受到房地产暴利的影响，这135家央企中，除了16家专业的房地产公司，其他的公司很快也纷纷成立了二三级公司经营房地产业务，有的甚至在大陆和香港上市。
　　广渠门外10号地将2009年以来北京的土地交易市场推向第一个高潮。在此之后，地王喷涌而出。第一个真正的央企地王，非中化方兴的广渠门地王莫属，不仅总价刷新纪录，而且影响巨大。2009年6月以来，在北京土地市场成交的100余块土地中，有20多块被央企竞得，且几乎均成为阶段性地王。
　　其中以五大地块最具代表性：2009年6月26日，中国电子集团旗下的成都中泽置业以19．6亿元竞得北京朝阳区奥运村乡住宅地，超出广渠路10号地成为新任地王；6月30日，中化集团下属的方兴地产以总价40．6亿元竞得北京广渠路15号地，并以楼面地价16000元／平方米成为北京双料地王；11月20日，隶属于顺义区政府的大龙地产以50．5亿元拍下顺义区后沙峪天竺区22号地，楼面地价2．98万元，并以0．63的超低容积率被冠以“三料”地王；12月3日，中建全资子公司中建国际以48亿独揽亚运村三地块。

　2010年两会之后，北京地王更是再上一个台阶。3月15日，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00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在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这些央企账面不差钱。就中化方兴来讲，它是中化集团的二级公司，我当时查了他们的财务报表，账面现金多达420亿元。按常规，他们的资金应该配置石油等原材料，但是，当时国际油价波动很大，从147美元跌至36美元。如果配置国际原油，可能损失巨大，他们看见各大城市土地价格飞涨，于是决定将土地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配置，这样地价多高都不是问题。于是，一个举牌，40．6亿元，震撼了全球。
　　央企一拿地，不管拿在什么地方，那里的房价都跟着飙涨。广渠门周边的房价才16000元／平方米，中化方兴拿的地价就高达15000元／平方米，此牌一举，周边房价闻之暴涨。
　　不过，从业绩来看，央企地王公司的成绩就很难说，因为他们不是为业绩而来。“风水轮流转”这句俗语在2010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中再次被印证，去年销售额屡屡创造神话，并在土地市场上频繁夺得地王的央企，在2010年上半年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上半年全国销售额前10名的开发商中，央企所占席位由去年的3家减至现在的2家。而在土地市场，央企也渐渐淡出主角地位，整个上半年新增土地储备最多的10家房企，仅有保利地产和中国铁建地产两家属于央企阵营。
　　几家实力雄厚的央企地产商在72家非主营房地产的央企淡出房地产业后集体趋于低迷，不禁令业内浮想联翩，房地产市场的“国退民进”在未来还会加剧吗?
　　自2008年开始，央企房地产公司的业绩就一直要高于同行的民营企业。中海地产、华润置地、保利香港等央企地产公司在香港资本市场上被视为“红筹股”，比民营房地产公司更受追捧。但央企房地产公司2010年上半年的业绩，两年多来首次逊色于同在香港上市的其他房地产企业。
　　瑞信集团2010年7月6日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年初以来，华润置地录得的合约销售额同比跌17％，只占瑞信预期的全年目标的38%表现或逊于市场预期。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研究中心副总监陈延彬表示，和华润置地相同，同为央企的招商地产业绩同比缩水明显。曾在2009年上半年以74．02亿元的销售额成为当时销售排行第11名的招商地产，在今年却被挤出了全国销售额前20名。而今年销售额第20名企业的销售业绩也并不高，仅仅只有55亿元。
　　即使是销售额好于去年同期销售额的保利地产、中海地产等央企地产领军企业，2010年上半年的业绩与其他房地产公司相比，也并不耀眼。根据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的统计，去年上半年保利地产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95．49亿元，但2010年上半年销售额却只有208亿元，增幅不足10％；中海的销售业绩增幅更低，仅比去年的189．78亿元增加了不到6亿元。而根据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的测算，2010年上半年销售排名前20名的房地产公司销售业绩较去年同期平均增幅达到30％。恒大、碧桂园等公司的销售业绩增幅更是接近或者超过100％。
　　倒是正期望通过股权转让、逐步从母公司剥离的远洋地产暂时成为各央企地产企业的业绩增长冠军，72亿元的销售金额较去年同期的66亿多元相比，有接近10％左右的增幅。
　　不仅销售业绩表现不如同行，在土地市场上，央企地产商的表现也非常低调。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报告显示，虽然今年上半年的土地价格已较去年年底平均下跌了9％，但在增加土地储备最多的10家房企中，央企却只有两家，其中保利地产以616万平方米的新增土地储备名列第三名，中国铁建地产则以200多万平方米的新增土地储备排名第十名。
　　众多非央企地产商成为地价下跌后的最大受益者。2010年上半年万科仅花费了251亿多元就购得了1040平方米的新增土地储备。恒大、绿地等也紧跟万科步伐，在上半年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地。央企似乎只对高价地块情有独钟。整个上半年，仅中海、保利、中国铁建三家央企花费在土地购买上的金额就达到460多亿元，但所购买的土地储备数量仅仅和万科相当。而大部分央企上半年买地都是在3月之前，3月以后就在土地市场上失去了踪影。
　　第一太平戴维斯上海公司董事长刘德杨表示，由于前期购入过多的高价地需要消化，央企地产企业2010年上半年很少出手和其他房地产公司竞争新的地块，这使得很多其他地产公司有了拿地的机会。但陈延彬认为，2009年购买了较多的高价土地只是央企地产商2010年出手较少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2010年3月底4月初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要求78家主业非房地产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剥离房地产业务。16家央企地产企业并没有被要求淡出房地产开发业务，但是之后这些房地产公司在土地市场上的表现变得谨慎很多，购买高价地的现象也随之减少。
　　与其他房地产公司相比，央企本来该在2010年上半年才上市销售的项目实际上早在2009年年底就已经出售了，这导致2010年上半年公司可销售房源青黄不接，一部分央企上半年的销售业绩之所以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半年的供应乏力。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的销售排行显示，中海地产上半年的销售面积，较2009年同期下降了将近25％。保利地产的销售面积虽然较2009年同期增长接近10％，但与恒大地产接近50％的销售面积增长相比，显然要逊色很多。
　　央企房地产公司恰恰是因为在2009年年末大量消化了本该在2010年初才销售的房源，导致公司在上半年青黄不接，错过了2010年调控前最好的销售时机。
　　此后诞生的这些地王，楼面地价均远远高出广渠门外10号地，多幅地块甚至翻了一番。“与后来的央企地王相比，广渠门外10号地只是‘小巫见大巫’，‘小巫’尚且恐惧市场风险延迟开工，何况‘大巫’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如此表示。
　　首创置业副总裁胡卫民此前曾公开表示，在土地从取得到推向市场的每年左右时间的周期中，如果其间遇到市场向下波动，其潜在风险便显露茏遗。地王则意味着更大的成本。“以望京地块为例，2750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意味着房价要达到45000元／平方米，开发商才有利可图。”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称。
　　而在2010年4月中旬之后的系列楼市调控之下，北京各区域正经历着急剧的向下波动。据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统计显示，4月已取得预售证项目销售率仅为12．1％，相比3月预售项目当月销售率37．8％下降幅度达68％，预售项目成交仅695套，相比3月当月预售项目成交的3237套下跌达到78％。
　　同时，成交均价也出现明显回调。根据链家地产的统计数据，2010年4月15日以来，蓟门桥区域二手房成交量较之前下降了400／o，亦庄地王周边二手房成交量下降得更为猛烈，高达600／o，一套房子能便宜8～10万左右。东升乡地王贵为30000元／平方米，但该区域目前的二手房价格最多值23000～24000元／平方米。亚奥区域目前二手房销售均价在24000～28000元／平方米，新政前后有500～800元／平方米左右的降价，价格下降幅度在2％～3％。
　　据北京中原望京区域分行反映，2010年4月中旬以后望京房源明显增多，客户访问量却迅速减少，原来关注望京市场的买房人，已暂停购房步伐。部分着急出售的业主报价调低，一居室能降5～10万元，二居室降10万元左右。目前该区域二手房销售均价为23000～25000元／平方米，一套房子成交价有10万左右的下浮。
    尽管没有一块地王能够开发，央企地王的前景一片黯淡，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央企地王寿终正寝，不排除会有死灰复燃的一天。然而土地是公正的，如果谁无视土地的公正而一味地玩弄土地，不管是不是央企，下场都是可悲的。

第三章从GDP看懂中国经济?

    在暴涨的房价中，计算出来的GDP数据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房价越高，数据越好。把GDF作为考量官员政绩的指标，这严重扭曲了GDP的功能，使其成了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魔咒。GDP里也潜藏着通货膨胀，对GDP的恶性追捧引发了中国30年来的第四次通货膨胀，危及了老百姓的利益，研究通货膨胀，不能不研究GDP。
　　将房地产投资真正研究透了，大家就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到头，三驾马车完全颠覆，投资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出口又面临巨大变数，消费力赢弱时间无法提振，更为严峻的是，资产泡沫正在破灭的边缘。过度投资除了衍生资产泡沫，还在催生通货膨胀，又不仅仅只是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要仔细地研究一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未来究竟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如果是通货膨胀，那处理起来也很简单，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就能够很好地平抑通货膨胀。如果是通货紧缩，那也好处理，设法去库存化，消化过剩产品。但是，谁敢说一定是通货膨胀?谁又敢说一定是通货紧缩?复杂的经济导致复杂的形态，同时增加了制定宏观经济策略的难度。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彻底了解清楚中国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发生通胀还是发生通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两大阶层的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宏观政策的调整，是不能以CPI或者GDP作为主要依据的。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还是逐个来慢慢解读。￥在中国靠cPI测度通货膨胀可靠吗
　　为什么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能以CPI为主要依据呢?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1923年，美国政府首次构建了消费者物价指数，英文Constamer PriceIndex，英文缩写成CPI，后来传到中国，时间不过30年。但是，对中国城乡居民来讲，CPI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魔咒。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所欢迎。例如，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的一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97．70元的货品及服务。一般说来，当CPI大于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大于5％的增幅时，我们把他称为Series Inn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看上去是个非常简单的数据，实际上却非常复杂。
　　首先，CPI的构成就是一个问题。各个国家富裕程度不同，居民消费能力、消费习惯、消费方式不同，导致各个国家的CPI构成权重也不同。2009年美国的CPI权数是这样构成的：居住类(包括住宅建筑、燃料和公用设施、家具与房屋维修)权重为42．1％，食品与饮料为15．4％，交通运输为16．9％，医疗为6．1％，服装为4．0％，娱乐为5．8％，教育与交流为5．9％，其他商品和服务为3．8％等。从中可以看到，居住类占美国居民消费权重最大，超过了四成；其次才是交通运输、食品和饮料，这三者所占比重达到了74％以上。
　　而中国的CPI构成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的CPI中，食品的权重最大，占32．7％，这个权重如果放在恩格尔系数大于65％的群体占50％的年代，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温饱为主，情有可原。而现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大于65％．的群体已低于5％，我们还把食品的权重做到32．7％，无疑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没有对应目前中国市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因此，整个cPI已经不具备测度通货膨胀的科学性。其他的权重，依次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占14．2％；居住占13．2％，顺便说一句，居住类只包括水电及燃料、建房及装修材料和租房价格；交通和通信，占10．4％；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占10％；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占6％；衣着，占9％；烟酒及用品，占3．9％。
　　美国的CPI指数从数据收集、制作、发表及修改等每一个环节都是透明公开的，并且每两年就对CPI的权重作一次调整，以适应居民消费的变化，以数据的透明公开性保证其数据的科学、规范及权威性。比如说，CPI权重的确定，不仅能够根据市场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修订，而且每一次修订后的权重完全公开透明，从而使政府确立的C PI能尽量反映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
　　但在中国，不仅CPI指数信息收集与制作过程不公开和不透明，而且CPI权数也不公开和不透明。研究者要想知道CPI权数，只能靠自己来计算与测定。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国CPI的确定与测算不公开、不透明，当这种CPI与居民实际消费脱节时，相关职能部门还会以莫须有的理由来蒙蔽民众。尤其是在近几年的CPI数据中，尽管指数上涨幅很低，2010年2月仅为2．7％，但实际上千万种商品加权指数已经大幅上涨，因此，我们无法找到通货膨胀没有发生的理由。    ’
　　反观美国，CPI指数的确立不仅是从千百万居民的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而且会随时间的变化不断调整。在美国，CPI能不断反映居民消费．生活的连续性，而且也能反映居民消费生活的变化性。美国CPI权数两年就有一次大的修订，以此来反映居民消费模式真实的变化。对应美国的资本市场，CPI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数据，能够影响投资人的投资方向。
　　但是，在中国，一是CPI没有连续的历史数据，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后，其数据统计差异大；二是CPI权数为什么不敢公开与透明?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在于CPI编制的人为性及权重设计的不科学性。比如，中国的CPI权数是根据1993年的情况确定的，那时中国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无论是居民消费品的丰富性，还是居民的消费生活水平，都和现在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说居住类，那时是计划体制下的福利分房，但经过2003年商品房市场化之后，国内的住房消费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还以1993年的情况来衡量现在的居民住房消费，这些CPI数据肯定会误导社会和误导政府决策。还有，食品消费权重也是如此，当时中国，恩格尔系数大于65％l的城乡居民占总人口的50％，而现在连5％都不到，而食品权数却仍如此之高，实在不符合实际情况。
　　由于美国CPI的公开透明、与时俱进，它不仅能够反映居民实际生活的消费模式变化，也能成为企业、经济分析员及研究者考察或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可以说，CPI的任何变化都反映在市场变化的预期中。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及个人的经济行为，也有利于政府决策的制定。但是，由于国内CPI在统计方法上的不透明，从而使企业及个人对政府公布的CPI数据的关注不够，而政府通过这样的数据进行决策，就容易造成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甚至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比如，低利率政策是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经济行为扭曲的根源。但由于cPI过低，或国内CPI一直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上，利率过低必然让债权利益受损和债务人受益。国内低利率政策也成了国内固定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学者也指出：中国的CPI不足以测度通货膨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曹建海博士就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CPI为负值时指出：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发生，反映在股票价格高涨、房价3～5月的反弹、大宗商品价格的迅速上升，只是还没有传递到僵化的cPI统计指标当中。
　　曹建海说，目前在人们的概念中，CPI代表着通货膨胀率。只要统计出来的cPI是负的，就说明发生了通货紧缩，这个时候扩大货币发行就变得日益迫切。中国目前的情况非常奇怪，明明2010年前4个月的新增贷款就多达5．2万亿元人民币，已超过全年的信贷投放计划；2010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已经达到25．5％以上，但5月cPI的统计却是下降1．4％，连续4个月为负值。如果考虑到2010年一季度的GDP增长只有6．1％(就是这个数字也招致怀疑)，实际上今年以来全国城乡居民的各类货币储蓄已经贬值1 8％左右，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呢?

　　CPI为负值说明了什么?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情况。例如所统计的消费品，确实发生了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的现象，比如猪肉价格的回落就成为牵动CPI指标的关键因素，这虽然荒谬但是事实。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消费类电子产品升级、价格下降是非常重要的行业竞争规则，如果采用相同产品销售价格变化，则这部分永远是下降的，甚至由于技术更新可以出现由3000元变成零的回落(如3G技术可能导致大量传统通讯工具退出市场)，这究竟能否属于消费价格的回落?如果考虑到食品、衣着、烟酒、居住之外的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等消费，都涉及到技术更新频繁的消费电子产品的消费，则我国CPI统计显然有人为压低的嫌疑。
　　此外，在世界各国的CPI统计中，建房支出为家庭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房成本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消费价格变化。但在我国城镇，由于绝无仅有的房屋建设开发模式，几乎不存在居民自建房行为。居民在购买住房方面的巨大开支，反而不能被统计到消费价格当中去。因此居住项目反映的消费价格变化不仅权重过低，而且变化幅度不明显，根本不能体现居民家庭的消费状况。
　　最关键的是，中国的食品价格占到了消费价格权重的1／3，不仅远远落后于居民消费的现实，还因为我国的粮食价格实施最严格的管制政策，由此导致CPI统计严重失真。或许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粮食市场属于完全的竞争市场，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政府对粮食价格的控制，这是极其幼稚的想法。据分析，2008年的粮食收购价格基本与1998年持平，而人工成本、生产资料价格早已出现了几倍的上升。中国对粮食价格的控制，最厉害的是粮食储备制度，日常储备规模为1．5～2亿吨(包括往年陈粮)，大约占我国粮食年产量的30％～40％，这个储备量足以平抑任何粮食价格上涨；另外，当国内由于成本或市场供求变化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中国则通过进口粮食平抑粮价(大豆除外，目前中国已失去定价权)；而当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中国则如2008年一样收紧关口，严禁可能导致国内粮价上涨的出口行为。目前农业种植业务，特别是粮食种植业务基本上为全国性亏损，农民没有种粮的积极性。由于粮价受到控制，中国基本上可以控制食品价格水平，这样中国CPI的1／3就成为处于中央掌控之中的不变参数，而不管货币如何投放都不会大幅变动。
　　其实，只要是货币超额投放了，就表明已经发生通货膨胀了，这是通货膨胀的本来含义。只是在中国政府高层的眼里，仅仅盯着cPI这样一个人为制造的“怪胎”。只有这个怪胎发生变化了，政府才着手收缩或放松货币投放，但实际上已经积重难返，经济也就面临失控局面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自己聪明一些。一些人希望购房避险，因为购房必然产生负债，也就是我们讲的房贷，这样做，可能还不如保留现金，只要把现金作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股票多少，债券多少，反而易于跑赢通胀。因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价将重回下降轨道。老百姓除了购买生活资料避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声音，反对政府滥发货币损害公众利益。
　　曹建海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官僚机构的不作为对经济的危害。作为这种观点的理论支撑是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坚守的观点。为此，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两人不分伯仲，却各有建树。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但是，货币贬值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作为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如何面对通货膨胀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的生存困境。因为尽管不是老百姓制造了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一定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甚至改变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改变中国。￥GDP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魔咒
　　与CPI相对应的是GDP。说起GDP，无论哪一级的政府官员都会津津乐道。GDP成了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魔咒，官员逢会必谈GDP，官员晋升依靠GDP。那么，到底什么是GDP?
　　GDP简单地说也就是一个数据模型，和CPI差不多，功能不同而已。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据，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涉及的是经济活动，是实实在在的。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GDP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产品价值与同期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GDP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活动所形成的原始收入之和。它包括常住单位因从事生产活动而对劳动要素的支付、对政府的支付、对固定资产的价值补偿，以及获得的盈余。生产过程中的新增加值，包括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磨损价值，但不包含生产过程中作为中间投入的价值。在实物构成上，GDP是当期生产的最终产品，包含用于消费、积累及净出口的产品，但不包含各种被其他部门消耗的中间产品。
　　GDP的测算有三种方法：①生产法，GDP=∑各产业部门的总产出一∑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消耗；②收入法，GDP=∑各产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各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各产业部门生产税净额+∑各产业部门营业利润；③支出法，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老百姓最关心的GDP其实是产品形态，它表现为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之和。这里所谓的“产品”，不仅包括诸如食品、衣服、汽车等有形的货物，而且包括诸如教育、卫生、理发、美容等无形的服务。所谓“最终产品”是指那些不再被用于生产过程，或虽被用于生产过程，但不会被一次性消耗或一次性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产品。
　　比如，一个电视机厂在利用购进的各种零配件组装电视机时，各种零配件一次性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所用的电被一次性消耗掉，它们被称为中间产品，只有组装完的成品电视机才是最终产品。GDP中之所以不包括各种零配件和电等中间产品的价值，是因为作为最终产品的电视机的价值已经包括了它们的价值，把这些中间产品的价值与最终产品的价值相加，就会重复计算。所谓“所有的”是指GDP所包括的产品的全面性，它不仅包括所有经过市场交易的最终产品的价值，而且包括所有未经过市场交易的最终货物的价值，如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以及部分未经过市场交易的最终服务的价值。但是，GDP不包括住户成员为本住户提供的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如照顾老人、养育儿童、清扫房屋等。
　　所以，GDP非常注重市场的交易属性，未形成交易的产品就没有产生GDP。
　　以上这些观点属于中国的官方解释，比较系统和完整。那么，GDP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这不仅仅是我们在揣摩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很关注的事。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GDP数据发布后，国际社会瞠目结舌，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置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国家统计局回答说：中国有40万统计人员在工作。
　　事实上，后来印证了国外经济学家的猜测，中国公布的GDP数据和地方政府报上来的GDP数据，相差了1．4万亿元，地方政府多报了。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为13986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1％。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年报不久之后，地方GDP亦纷纷出炉，增幅普遍好于预期。在全国31个省区中，有13个省份保持两位数增长，天津和内蒙古更以16．2%的增幅领跑全国。仅有浙江、上海、山西、新疆、甘肃和宁夏6省区增幅低于7．1％的全国平均水平，负增长省份则只有山西一地。然而根据这样～份亮眼的成绩单统计，各省GDP汇总之后，总和为153755．68亿元，比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多出13894亿元。省级GDP平均增幅也超过9．5％，远高于国家统计局7．1％的增幅。
　　这样的数据误差，几乎每年都要发生。2007年全年居然也曾相差1．24万亿元。之所以相差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行政系统将GDP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而且是个硬性指标，GDP多的省市，官员自然晋升一级。2009年，全国GDP最多的省是山东、江苏、广东，新闻媒体把他们称为“3万亿俱乐部”，意思是，他们的GDP超过了3万亿元。具体数据是：山东GDP达到33805．3亿元，同比增长11．9％；江苏达到34061．19亿元，同比增长12．4％；广东达到39081．59亿元，同比增长9．5％。
　　这样上上下下到处在做GDP，然而，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GDP的数据好看，而是要考虑什么样的GDP才是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是使全社会更快更多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实现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为了表示财富增加的快慢与多少，经济学家们构建了GDP这个数据模型，用来测度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生产以及货币之间的指数，促进经济的健康运行。
　　把GDP’作为考量官员政绩的指标，这是严重扭曲GDP的功能，把一个好端端的数据模型妖魔化，于是，GDP风头强健，中国各地开口闭口必谈GDP，地方政府都在把创造更高的GDP当做头等大事来重视，中央政府也把“保八”当做了2009年必须达成的目标来追求，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的问题是，GDP的增长真能表示社会财富的增加吗?我们应当创造什么样的GDP才算真正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呢?￥强拆运动和GDP的隐藏关联
　　有人这样归纳GDP：两辆汽车相撞，一辆需要大修，一辆全毁，需要重买，保险公司也只好理赔。正当三方都很沮丧的时候，一个经济学家对他们说，感谢你们又为汽车修理业、汽车制造业、汽车销售业创造了几十万元的GDP。
　　这段笑话，反应了老百姓对GDP的嘲弄。之所以把这段笑话照录于此，是因为对GDP的这种恶性追捧引发了中国30年来的第四次通货膨胀，危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如果不是政府官员对GDP这种近乎宗教性的膜拜心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只有经过交换的物质才会变成财富。物质世界是丰富的，但是物质就是物质，物质要成为财富，就要通过人们正常的交换。试想，假如不发生交换，则物质还是物质，一旦发生了交换，物质就变成了财富。经济学有个基本原理：双方自愿(不妨碍第三人)的交换总能促进双方财富的增长。这个原理反过来应用便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算不算财富并不能一相情愿，而是只有通过交换被他人(在现代社会指市场)认可后，这样的产品才能变成社会财富，没有人愿意与你交换的产品充其量只能算是物质。
　　需要说明的是，物质是不会消失的，它可以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这一点我们初中学过的物质不灭定律(后改称质量守恒定律)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财富却是可以消失的，一种产品从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变成了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物质仍然存在，但财富消失了。比如，一栋房子被烧毁，从物质层面上看，它只是改变了一种形态，变成了砖头、瓦砾、断壁残垣；从财富层面上看，它不能再满足人们的居住需要，因此财富已经消失或者至少是减少了。财富本质上就成为人们趋利的目标。

　　人类早已走进了货币年代，现实生活中的以物易物的活动已经很少很少，但人们用货币购买他人的产品，其交换本质仍然是和最原始的斧头换羊一样。因为，货币是自己的劳动所得，用货币购买别人的产品，实质上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产品与他人交换，但货币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交换。由于有了货币的计量，人们还能对通过交换后财富的增加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描述，这就有了GDP的概念。但是，自此仍然没有人把财富和GDP作一个完整的说明。
　　作为联合国来讲，为了方便监测全球各大经济体经济变化，把GDP作为国家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一个指标，主要是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财富增加值总量。全社会这种交换越多，GDP数值就越大，则表明社会的有限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分配与利用，社会的财富就增加得越多，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把GDP的快速增长作为自己任期内的目标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是后来，中国中央政府将GDP作为考量地方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这违反了市场交换产生财富的原则，这才把GDP妖魔化。
　　问题是，既然我们的GDP概念是源自于交换产生财富这个原理，因此我们在追求G D P时，就必须符合这个原理的基本条件。这个原理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交换必须自愿；二是交换必须不妨碍第三人；三是交换必须在两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之间真正发生。假定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所得出的GDP数值的准确性恐怕就得大打折扣，或者说GDP的数据就会有瑕疵。比如说，旧城改造下的强行拆迁，就是违反了这个原则，所得出的GDP背离了社会财富的交换原则，有的甚至适得其反。
　　地方政府牵头的强制性交易，不能算是GDP，而强制交易只能危害GDP。2009年12月，面对各大城市的强行拆迁逼死人命的事件，中央政府宣布废除原有的拆迁条例。拆迁条例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2001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2004年修改《宪法》时，就加强了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保护性规定。2007年，((物权法》通过。拆迁条例并不符合((宪法))和《物权法》关于“公共利益的征收征用”的规定，且在《宪法》修改和《物权法))实施前出台。拆迁条例如果要被修改，就必须面对政府躲在幕后与开发商合谋利益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一些地方政府阻挠拆迁条例的修改，是修改迟迟不能进行的关键所在。
　　拆迁条例将因公共利益征地与商业征地混作一谈，从而剥夺和限制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发拆迁许可证的行为是一种政府征收行为，原本这种征收只能为公共利益服务，但政府发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却可以用来进行商业利益开发，并且具有了行政力量的支持。其次，被拆迁人直接面对的是开发商，而不是政府，而且当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发生矛盾冲突时，政府还会作为中间人进行裁决。拆迁许可证是政府发放的，政府本身就是当事的一方，这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
　　然而，几年来，地方政府为了GDP数据的好看，为了高房价产生的暴利，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行动，在与拆迁对象也就是钉子户谈判未果时，不惜采取断水断电、和地方黑恶势力勾结等方式进行暴力拆迁，并累累逼死人命。这种GDP就带着罪恶，这种罪恶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属于体制，而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再加上拆迁条例的规定而变得无法被追究。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而且可以反映在GDP上。比如，政府要在老城区拆迁建新房，居民们势必提出补偿要求。按照同等地段的价格，应当每平方米至少补偿3000元，但政府因财力有限或其他的原因，只同意按1000元收购，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居民在一片牢骚谩骂中搬了出去。政府再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经过设计、施工等若干环节建成新房子，再以7000元的价格卖给业主。此时，通常GDP的计算是按照实际发生价格，即每平方米的GDP应当是(3000-1000)+(7000-3000)=6000元。可是如果政府不强制交易，而是按照市场价3000元收购，则应当是(3000-3000)+(7000-3000)=4000元。也就是说，按照强制交易的价格，GDP的确是大幅增长，每平方米产生GDP6000元。可是如果当初政府的收购行为是按照公平自愿的原则来进行，则同期社会每平方米增加的GDP就只有1000元，远远没有我们所计算的那么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负数也不一定。
　　中国各大城市拼命发展房地产，国家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加以扶持。房地产创造GDP吗?官员们回答，房地产不仅仅解决了地方财政问题，还创造了大量的GDP。有的城市市长甚至鼓吹说，一半GDP靠房地产拉动。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证实，房地产所创造的GDp，只是短时GDP，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一个方面是，中国的房地产是货币化的反应，本质上是因为货币贬值引起的房价上涨，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据央行网站消息，1999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1．76万亿元人民币，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为4．58万亿元人民币，流通中现金(MO)为1．34万亿元人民币。在此后的10年时间中，各类货币供应量持续大幅增长，直至2009年12月，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了60．62万亿元人民币，狭义货币供应量达22万亿元人民币，流通中现金达3．82万亿元人民币。我们看见的是与货币相对应的房价暴涨，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0年后出现大幅上涨，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00年上半年北京市五环内新盘均价为5722元／平方米，至2010年3月，北京五环内新开楼盘均价已经达到31680元／平方米。10年内，北京的新开楼盘价涨幅达到了453％。2000年上海市房屋均价3326元／平方米，2010年4月均价已达26000万元／平方米，10年内上海楼价的涨幅达681％。而2009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623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6．1％；全国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5．5％。
　　在暴涨的房价中计算GDP数据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房价越高数据越好。其实，无论房价涨得多高，房屋作为住宅的使用功能并没有变化，住宅的价值也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是银行贷款的增长。这一增长反映在市场层面可以看到，在已出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中，2009年房地产贷款达到5．28万亿。2010年一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暴涨，同时，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城市信用社房地产贷款人民币新增8457亿元，季末余额同比增长44．3％。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3207亿元，季末余额同比增长31．1％；个人购房贷款新增5227亿元，季末余额同比增长53．4％。这仅仅只是一季度的数据，在新增贷款中，房地产就拿走了32．530／‘。房地产本质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第二个方面是，如果从全球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房地产同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按照中国对联合国的承诺来讲，中国将来用于房地产减排上的付出，至少是房地产用3～5年的时间所创造的GDP。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4个国家中，中国位列美国之后，是碳排放量第二大国，其次是俄罗斯和日本。在碳排放量的权重中，中国的房地产占到46．7％，而美国的房地产只占美国碳排放量的13％。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住宅建得不多，利用率特别高，而中国建了很多房子，中国人很喜欢买房子，并且买了房子自己不住，也不对外出租，空在那里。这么多年，空了6540万套住宅，天天在那里排碳，却不创造GDP，将来还需要我们的子孙来减排。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不但没有创造GDP，反而损失GDP。
　　至于房地产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不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上下游产业链，而各个行业又是在各自的市场中运行，市场竞争从来不以依赖性做主导，而是实行丛林法则，适者生存。过度地依赖某一个行业，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和壮大。￥消费、投资、出口还能拉动GDP吗
　　消费、投资、出口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一起并重，基本权重不相上下。我们曾经津津乐道于这种架构，并认为是中国经济最稳固的架构，现在看来这只是乌托邦，而且已经完全垮塌。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GDP偏离了应有的财富增长方向，而演变成了资产泡沫，现有的GDP增长并不是中国社会财富的真正增长。
　　让我们先来看看出口，这个曾经被国人引以为豪的增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世界上有不自愿的GDP，也有妨碍他人的GDP，那么有没有交换没有完成的GDP?有的，而且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但是也最容易被人忽视，恐怕要多费点口舌才能说清楚。因为，没有完成的GDP被全部计入了GDP，而其实它根本就不算。
　　中国加入WTO以后，才开始有了大规模的进出口。在整个GDP的权重中，中国的出口最高时占据28％。但是国际贸易有自己的法则，而且这个法则是由美国人制定的，一直以来，我们在遵从这个法则的时候，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出口实际上是两国之间作交换，原本很正常，同样能够促进双方财富的增长。但是，出口与国内之间的交换却又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各自的计价标准并不一样，美国人的产品以美元为计价单位，中国人的产品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这就涉及到汇率换算。这也是2009年至今，美国上上下下对中国进行施压、指责、加收惩罚性关税的主要原因，因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存在非市场化趋势。
　　如果汇率不能正确反映两国人民之间交换的真实需要，或者直接说就是换算比率偏高或偏低，这就会造成双方交换的不平衡，要么是我多给了你，要么是你多给了我，这种贸易顺差一旦数值十分巨大，则说明交换就并没有全部完成。
　　以我们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已累计贮备美元超过了2．4万亿，也就是说我们给了16．8万亿元(按7元人民币兑l美元价格粗略计算)的东西给美国，按照交换的原理，美国应该给我们需要的2．4万亿美元的东西，这样才会在促进美国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促进我们自己的财富增长。美国人当然同意给，我们贮存的大量外汇就是他们给的，我们可以据此到美国的市场去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可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并没有用这些外汇去购买美国人的东西，原因就是因为汇率偏低。本来是5元人民币中国生产的东西可换1美元美国生产的东西，但我们政府却硬性规定要7元人民币中国生产的东西换回l美元美国生产的东西，这就导致了出口企业生产繁荣而进口企业生产萎缩。对出口企业而言，他们把7元钱的东西送到美国才卖1美元，美国人觉得非常便宜，故而愿意消费中国的产品，而这些出口企业把换回的l美元再在国内央行换回7元人民币，他们的产品即使卖得很便宜也有钱赚，但如果是l美元只能挽回5元人民币则铁定亏损。可是对进口企业而言，他们就没有了积极性，他们本打算到美国进口一成套科技设备，可是因为他们必须花7元人民币才能在国内央行兑换1美元，他们觉得按照这样的价格进口设备成本太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只好放弃进口。再说中国人到了国外旅游、公务出差之类也合不得花钱，虽然他们已经兑换了一些美元，可是他们到了美国按人民币的比价一算，那里的东西价格都高得离谱，他们只好也不用美元。正因为汇率偏低导致中国人都不愿意使用或者说用不起美元，所以，央行的美元就越攒越多，结果到今天居然有2．4万亿元之巨。
　　这2．4万亿元的巨额外汇贮备，相当于美国人给了一张欠我们16．8万亿元人民币的借条，甚至连借条也谈不上，因为美元可以由美国这个主权国家自行印刷，它可以不断多印多发使之贬值，其他什么实际的产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交换能算完成了吗?但是如果按照GDP的计算公式，假定这14万亿元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成本是12万亿元，则整个国家的GDP就增加了2万亿元人民币。从实际的结果看，是我们中国穷人白借了16．8万亿元的东西给美国富人，而且没有利息，我们的财富大大地减少了，因为都送到美国去了，却没有从美国拿回相应的东西，但从GDP的数据上看我们却增加了2万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在国内并没有财富与之对应。
　　所以说，出口创造的GDP只有在外汇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才算为国内增加了财富，只卖不买或者卖多买少产生了巨额顺差，都表明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交换没有完成，因此这样的GDP就不能算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已经超过18万亿美元，还在以每年9％左右的幅度增加。全球贸易已经成了各大经济体拼死力争的商业战场。中美两国之间更是打得不可开交，两国领导人频频会晤，并就贸易和汇率问题展开多轮谈判，也就是在为各自利益奔忙。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三驾马车的另一匹马——投资，它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后患呢?
　　未来中国经济独特的形态，是2009年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埋下的祸根。现在我们非常信奉凯恩斯的一些做法，即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采用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比如中央政府表态要在3年内投放4万亿元人民币来救市，而且投资的主要领域是诸如铁路一类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增加投资来救市本身无可厚非，如何投资却是一篇值得探讨的大文章，并且，如果投资超越了国家的财力，而投资的大多是过剩的产能，大家想一想，这将意味着什么?这样的GDP能代表财富的增长吗?
　　中国这一轮疯狂的投资，主体是政府，不仅有中央政府，还有地方政府。所以，整个市场的问题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政府想投资办一个企业，或投资一个项目，这个时候进行决策的是官员，官员们也是经济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可能并不切实关心这个企业今后生产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够收回投资，而是关心办这个企业自己能不能得到好处，或者在自己的任期内能不能多出支撑门面的政绩。
　　何况，政府投资的项目有的是垄断，垄断靠行政强制来获取超额利润，是人们在没有选择下的交换，相当于强制交易的GDP；有的根本不考虑回报，比如修建一个超大规模的体育馆，或许平均10年才能用上一次，而平时的维护费用却高得惊人，如果是私人投资就绝对不会这样草率，这相当于没有完成交换的GDP。比如说，投资高铁，最后却因票价过高而没人乘坐。
　　当然，私人投资也会出现失误，但错误的频率与影响程度恐怕要比国有企业或者公共财政投资低得多，因此，这也就是在中央政府投入4万亿元救市时，很多经济学家呼吁应该把更多的钱交给民营企业来使用的道理。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是由政府的许多部门来承担这样的投资，而这样的投资很多完全没有收益，那么，政府就开始大规模举债。这样，官员都成了最大的资本支配人。把一个政府变成了公司董事会，这样促使了中国整个社会负债率的急剧上升，无论是私人、公司还是政府、社会团体都在大肆负债。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表明，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高于一些欧美家庭，北京的家庭债务比例高达122%，上海、青岛、杭州等城市家庭债务比例分别达到155％、95％、91％。

　　我们来看看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这相当于中央政府的负债。2007年中央财政赤字只有20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8％；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6％；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为9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中央财政为地方代发了2000亿元的地方债，占GDP的比例为2．8％。2010年，财政赤字计划为10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代发地方债2000亿元，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3％以下。国际上通行的马约标准：赤字率国际安全线一般设为3％。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预计占GDP的2．8％，但是，如果GDP被注水，加上未统计在内的及其他隐性财政赤字，则可能大大突破国际安全线。
　　再来看看地方政府迅速膨胀的巨幅债务。截至2009年12月末，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已达7．38万亿元左右。以地方政府负债中85％来源于银行信贷来粗略计算，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7万亿元左右的贷款占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的18％，商业银行2009年信贷扩张冲动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系统风险隐患。据瑞信的估计数字，到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含地方政府下属企业)的总负债规模将达12．5万亿元。
　　从上到下，都在负债，都在透支未来的财富和劳动。那么，货币依托的基础是什么?财富透支、环境透支、健康透支、土地透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纸币，它的唯一趋势只能是贬值；那么，当储蓄优势不复存在，整个经济体正在失去一个最重要最天然的屏障，我们该如何应对下一次危机?
　　这种投资一旦没有社会财富作支撑，央行就开始加印货币。2009年中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超过历史，M2余额达到63万亿元，增速超过29．7％。根据对GDP、cPI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综合评估，2009年人民币贬值超过23．2％，史无前例。在这里，中国政府的投资已经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祸根。投资，这一匹老马将会死得很惨。
　　那么，再来看看消费，这是发达国家占GDP权重最大的财富，也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所在，那么，中国处在什么状态呢?
　　消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真实自愿且不妨碍第三人的交换，消费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分配，意味着大量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社会的财富总量实实在在增加，故其产生的GDP最值得提倡。当国内储蓄总量太多的时候，这意味着许多居民没有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出来与人交换，妨碍了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储蓄率太高一直被经济学家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障碍。再加上中国人民币的货币体制不健全，储蓄无法转成流通中的货币，也间接影响了消费。
　　怎么办?央行这时候出招了。2008年以来，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一直维持在2．25％，这不是一个低利率的问题，而是负利率的问题。因为CPI不断在涨，有的时候甚至突破了3％，2010年上半年CPI总体水平是2．6％。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钱存在银行，每年都在缩水。就G20国家来讲，只有中国处在负利率的状态下。央行以负利率来掠夺民众的财富，弥补政府亏空。其他国家有零利率、低利率，这种策略是为了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率。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致力于做好社会保障，而是以负利率来掠夺民众的财富，其结果是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激发储蓄率的上升，城乡居民存款已经达到28．5万亿元。
　　消费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让投资最终能找到落脚点。倘使大家都不积极主动消费，则意味着当初大量的投资(无论是政府的还是私人的)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人愿意与之交换，这就使投资活动不能持续，从而抑制了社会财富的大量和快速地创造。已经投资的项目因为产品不能销售，企业难以为继，当初的财富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泡沫。当然，这些过剩的产能也可以转向出口，可是国外的经济也不会永远高涨，一旦遇到诸如金融危机之类的事情，他们的居民也合不得消费，这时企业仍然难逃倒闭的命运。因此，中央把扩大内需、激发内需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只是可惜，到目前为止，扩内需只是一句口号，在疯狂投资的状态下，不可能有内需的扩大。
　　不过，需要我们大家思考的是，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追求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应当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何以会捂紧口袋而不肯消费呢?原来，人的一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生病、遭灾、退休、失业或者孩子上学，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如果有钱的时候不积攒一些，困难来临时就会束手无策。为什么美国人的储蓄率会这样低?不但不存钱，还借钱消费，今天敢花明天的钱，许多人认为这是美国人的传统文化所致。其实，当初美国人的储蓄率也是非常高的，只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大，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来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的国民在失业时能领取失业救济金，在生病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孩子上学时可以接受免费教育等等，这样国内的消费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
　　参照美国人的经验，我们的政府在投入4万亿元进行救市时，有些做法就很值得商榷。如果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前文已经分析过，这里面有可能会造成太多不必要的项目上马．造成太多的社会浪费，其产生的GDP可能存在许多水分，甚至不仅不会增加财富，有可能还会消灭社会财富；如果我们把这些钱用来保障国内居民的失业、医疗和教育(比如说直接当做农民工失业救济金投入)，既能促进GDP的产生，又能使更多的居民更因为有了这种保障，而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安全和放心，他们将会大胆地消费，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G D P快速增长，最终能够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大幅增加。
　　相反，消费会很难扩大，从而抑制了生产，成为影响GDP增长的最大因素。在我们目前的GDP中，很多是没有完成的结算和投资，这样，就给全球造成了一种幻觉，中国的GDP看上去增长很快，其实，真正的GDP没有多少，财富的增长速度也非常缓慢。￥GDP也会引发通货膨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GDP虽然有许多的缺陷，但它也的确能够代表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目前还找不到可替代的更好概念。对于GDP概念的缺陷，我们也并非完全一筹莫展，可以在现行GDP概念的基础上作一些修正，使GDP的概念更臻完美。我们姑且把这个概念叫做GDP的有效累积，它增加了两个要素，一个是有效，一个是累积，它的计算方法是当年的GDP总额，减去无效的GDP和消失的GDP，它比纯粹的GDP概念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富足程度与发展速度。
　　如果一边是GDP高速增长，一边是GDP的迅速消失；或者是GDP在不断地增加，但增加的部分却是一些无效的GDP，那么再高的GDP发展速度也并不能证明社会的财富在增加，经济在发展，因为，只有保留下来并为人们所需要的GDP才是真正的财富。一个地方不断出现又消失的GDP或者无效的GDP，只能证明我们过去做了太多的无用功或者我们现在的决策有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仍然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兴土木，大马路、大广场、大公园层出不穷，有的学校斥资数千万修造一个大门，有的城市在几无人烟的郊区大道上通宵亮灯，这些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面子工程，难道不是无效的GDP吗?很多地方的城建规划是朝令夕改，房子是拆了建，建了拆，再拆再建，屡建屡拆，每一次的拆迁过程不都是过去GDP的消失吗?
　　如果启用了GDP有效累积这个概念，我们就能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财富拥有程度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一个地方GDP的总有效累积数值越大，表明这个地方越富有；当年的GDP有效累积越多，说明当年此地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因此，启用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与迫切，但愿政府与学界能够采纳。
　　了解了什么样的GDP才是创造社会财富，我们就能明白，原来GDP里也潜藏着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GDP和通货膨胀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们互相对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简单地看，GDP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中国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奇怪，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就是因为GDP导致的。从经济学理论来解释，GDP和通货膨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互相依存。但是，中国的国情就是，GDP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研究通货膨胀，不能不研究GDP。
　　一个良好经济体的运行应该是理性健康的，应保持有质量的增长。宏观经济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诞生了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许多大师，就在于这门学问打通了数理文史，探寻经济规律，勇于追求真理。经济的规律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令人敬畏。许多成功的经济学家就在于能够根据经济规律，力排众议，慷慨陈词，解释经济现象，寻找发展路径，预测未来趋势。
　　经济是有周期性的，简单地称为繁荣、衰退、调整和复苏，像日月星辰一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人们违背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有可能贪得一时小利，但是经济必将陷入更长时期的衰退与调整，而后才能复苏。
　　2009年政府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有一些失误。把经济增长的一个系数，当做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目标，所以，选择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几乎把中国经济拉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原先三驾马车的构建本来就不是很科学，现在已经完全垮塌，修复起来至少需要3～5年。很多人认为，这一轮房价泡沫破灭后，房价能够很快被政府托起来，那完全是痴心妄想，因为中国的房价泡沫是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陉胎，这一轮房价泡沫破灭后，没有8～10年的时间，都不可能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重上2009年的高位大约需要10～20年。
　　在中国GDP的权重中，唯一能引发通货膨胀的就是投资权重过高而衍生的资产泡沫。由资产泡沫引发的通货膨胀，才是通货膨胀中的绝症，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硬着陆。
　　与日本相比，我们GDP构成中的消费权重是一揽子统计，也就是说把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统计在一起，因此无法判断出社会购买力中私人终端消费能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无法判断出城市居民究竟能承担多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日本是分开统计的，日本的CPI上涨1．3％时中央银行就会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主要依据私人消费的购买力来判断。而中国因为体制的原因，很多原本是私人消费，却可以开一张发票给公家报销，每一年的‘‘五一”、“十一”黄金周和春节消费之所以比较火暴，也大多是因为可以公家报销的结果，所以，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来讲往往是在城乡居民支撑不住的时候姗姗来迟，货币效应比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感受滞后许多。
　　中国的消费统计和美国相同，但是，美国法制严明，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私人消费政府埋单的情况，因为那是犯罪。所以，像中国这样由政府工作X员．3v规模带来的消费会完全不在乎通货膨胀，就像春节的三亚，酒店客房越贵，住的人就越多，因为都不用自己掏钱。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宏观，也就是说在GDP和CPI之间的涨幅差距来判断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从而制定合理的遏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再说，美国法制严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控制M2的增长，最高上限为5％，堵塞了货币大幅贬值的机会，而中国，明明全国人大两会批准的M2增长目标为17％，央行却把涨幅做到29．7‰还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导致2009年人民币实际贬值27％，想不通胀都难。所以，中国2010年通货膨胀的根源出在GDP“保八”上面，因为GDP的“保八”确定了投资增长模式，实际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没有钱，直接导致了央行滥发货币，衍生资产泡沫，引发通货膨胀。
　　中国应该在宏观经济的数据中找出合适的比例来制定货币政策。从前三次通货膨胀的情况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话，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并没有好处，因此，提出GDP保多少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官方自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经济调整时期，更不能强行地制定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就目前来说，在M2增速上限为17％的情况下，6．5％的GDP的增长对应1．8％左右的CPI增长，比较符合中国国情，揠苗助长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GDP去政治化的方向
　　2010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GDP总量不少，有17．284万亿元，增长11．1％，是一个了不起的增幅，至少在G20国家首屈一指。遗憾的是，市场对此没什么反应。因为现在的GDP数据的全部意义，已经被政治化，也就是说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有关，与他们的升迁、重用和乌纱帽有关，与经济、民生的关系似乎不大。因此，对市场的刺激也就不大。

　　GDP从来就没有任何颜色。地方官员现在谈GDP比以前要高明一点，过去，他们通过用那种圈地、拆迁、置换土地的办法来招商引资、大建开发区、胡乱开采小煤窑和其他矿藏，总之，只要能把GDP搞起来，就是把爹娘都卖掉也在所不惜。试想，这样一来，GDP有时就会充满血腥。所以，他们把这种GDP叫做红色GDP。
　　当然，对官员们来讲红色GDP还有另一层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职位升迁。上级考核下级的第一个指标就是GDP，领导前来考察问的第一句话往往也是GDP。GDP涨幅领先的官员，抬头挺胸，豪情满怀；而GDP拖后腿的地方，官员们往往抬不起头，更别想升迁了。
　　这种GDP也会坏事，本来只有10个亿的GDP，往上报的时候，就报15个亿，查起来再说。这样，国家统计局就很头痛，数据老是统计不准，往往是中央和地方隔了几万亿，一查是地方多报了；再一查，这个多报的地方官员已经升迁了。这就弄得几个部门怨声载道，长此下去，官员的提拔就会有问题。
　　有的地方官员生猛一点，大兴土木，强拆强迁，也能搞出许多GDP。但是，这很容易引发极端事件、群体抗争，甚至社会动荡。所以，这样弄出来的GDP，并没有得到好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谈起了绿色GDP。意思是，别为了GDP搞得太过火，这样就算搞出了GDP也不太值。
　　当然，绿色GDP也符合上级领导口味，听起来还比较现代。试想，我既创造了GDP，又保护了环境，保护了生态，保护了耕地，保护了社会稳定，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GDP本身没有任何色彩。中国的GDP硬要搞出色彩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个数据也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参考指标，个人投资者如果以中国的GDP来指导自己的投资行为，那大多数人一定会亏得老本都看不见。GDP是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温度的很硬的东西，衡量GDP的唯一指标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没有社会财富的增长，再多的GDP也是徒增笑柄，或者成为升官的阶梯。
　　中国必须重构GDP。GDP之所以成为地方官员升官的阶梯，成为某些官员贪污腐化、大吃大喝、强拆强迁的借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GDP构成不合理。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欧美国家开放的，借鉴的也是欧美国家的数据模型。GDP、CPI等等都是美国的数据模型。
　　但是，中美两国毕竟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不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数据模型的搭建，也应该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构建的三驾马车现在来看，除了投资一驾马车在跑，消费和出口两驾马车常常大起大落，已经缺少稳固的根基。这样，除了GDP的总量外，其他细分数据研究价值已经不高。
　　美国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两国在消费上有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政府消费的不同。美国政府的消费是有严格控制的，白宫的消费额度是经过国会批准的，并由白宫办公厅严格控制使用过程；各州政府实际上的消费和中国的地方大佬比起来十分吝啬，如果有谁像中国的地方官员这样消费，那他的政府早就破产了。
　　中国是政府消费最为庞大的国家，政府消费的权重在GDP里举足轻重。据测度，一般每年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权重不会少于20％，仅吃喝一项就高达6000亿元，其他的消费也是无法控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消费约有一半是政府消费，而政府消费只是消耗社会财富，不会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妨改目前的三驾马车为四轮驱动。私人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和出口。宏观经济的全部使命就是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国强民富。那么，国强民富体现在消费上，就是不遗余力地扩大私人消费需求，只有私人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才有实体经济的全面振兴，才有社会充足的就业机会。从社会层面来说，只有私人消费的不断增加，才有国民幸福指数的增强，才能体现人民富裕程度的上升。
　　现在一看消费尽管权重还没到位，但是也不错，每年都占40%左右，而真正的消费其实都是政府的挥霍浪费，损耗的是国民财富，助长的是贪污腐化。这个问题比较具有普遍性，除了造成浪费，还培养了官员好吃懒做的秉性，造成了政府机关人员数量庞大和工作效率低下。这种局面通过经济手段来改变，也许比使用行政手段更好。
　　追求GDP必须彻底废除“破窗理论”。老百姓的语言总是很朴实：什么GDP，就是搞地皮。一语破的，力透纸背。为了GDP不惜拆了建建了拆，全国各地到处是“鬼城”。鄂尔多斯著名的“鬼城”，什么都建好了，就是没人居住，但是，鄂尔多斯的GDP增长速度达到46％。
　　著名的“破窗理论”就是这么来的。敲破窗户可以为补窗工匠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使玻璃店得以增加销售额，玻璃厂企业群得以做大的市场蛋糕，玻璃厂工人购买力得以提升，从而把破窗带来的经济增长驱动传递到其他行业。中国的房地产可以说是把“破窗理论”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见谁都说，房地产可以拉动上下游50多个产业。完全是一派胡言。
　　建一座桥是GDP，把这座桥拆了又是GDP，重新再建桥还是GDP。这种扭曲的政绩观或许能让地方政府官员乐在其中——它是彰显政绩的硬杠杠，是走向平坦仕途的基石，甚至是官员们顶礼膜拜的图腾。拆一片地是GDP，然后建好场馆又是GDP，在很短的时间内请大家来参观是GDP，活动结束就拆掉场馆也是GDP。许许多多的大兴土木，明明是面子工程，浪费社会财富，却编织成能够拉动GDP的谎言。
　　浪费财富和创造财富之间，其实隔着很深的鸿沟。破坏自然生态、透支未来资源，是短时趋利行为。地方在“以GDP论英雄”的形势下，有的领导干部不惜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表面上经济增长了10亿元，但这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等等现象却广受诟病。
    创造真正的财富，才是GDP的核心内涵。创造财富的根本，就是生产、消费。生产拉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是创造财富的永恒法则，历千万年而不变其宗。脱离了生产，脱离了消费，去奢谈GDP，那就是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