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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教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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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哈 发表于 2017-1-11 16:17: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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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一直被人们推崇,那么民国的教育到底是怎样的呢?点灯人大学第一季课程日前上线,著名学者傅国涌先生将带着他的观察与思考,为点灯人开讲“民国的乡村教育”,打捞那些失落在历史深处的教育片段,听傅先生说说那时的教育到底有着怎样的“民国范儿”。敬请关注。
何为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分享傅先生的这篇长文《教育是什么?》,它值得我们认真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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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什么?文 / 傅国涌
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结果,“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结束。

19世纪,德国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缘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们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会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
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这句话曾经被媒体广泛引用。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如果说还做不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大致已经接近了。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是政治原因,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的,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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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再回想,从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经典教育,这种经典教育只是提供了一个维度的教育。我不说这种教育不好,它也有它的优越性,它也包含了人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加上诗词歌赋,每个人从小就受到伦理的、审美的熏陶,但是几千年走下来,到了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那一年,2000年来的中国只是在原地踏步,一直只有这种单一化的经典教育或者说人文教育模式,已经跟不上世界的脚步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这套教育是从希腊发源出来的,它的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又加上了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是三大板块,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在我们当代的教育当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既没有我们古老的——有2000年传统的人文教育,也没有——曾在民国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公民教育。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追求“快”,为什么?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人文教育单一化,不好,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但是当我们把教育带上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大有问题的。
  这就回到我们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我粗浅的理解是,我们的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责任……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过去对教育的主体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我思来想去,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较高的,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严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何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在这个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学生——也是失败的。
  很多时候,那些衡量指标都是不可量化的。现在来理解民国的教育,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战乱,有动荡,但是它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教师得到了尊重,学校得到了尊重。那个时代的学校,大部分——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由教育家来办的。那个时候,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和教育部长之间可以是来来回回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长,也多次当过北大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大校长。他们并不觉得校长和部长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大校长,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我想到几个人。张伯苓,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校长,但我更愿意说他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事实上,张伯苓办得最成功的学校可能还不是天津的南开学校,而是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南开中学。林砺儒,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后来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49年以后做了教育部的副部长。我倒觉得他不应该去做副部长,他最适合的岗位是做校长,而不是部长。经亨颐,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创办过春晖中学。还有赵君达、高凤山、周厚枢……后面这几个人现在都不大有名了,已经被人们给忘了,但是在他们学生的眼中曾经都是耀眼的明星,曾经是太阳,正是在他们手里,天津耀华中学、北京汇文中学、扬州中学,这些学校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
  这样的人,在民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批,正是他们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办出了一批很有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是由中小学所决定,而这些教育家就是这些学校后面的灵魂人物,他们不仅是掌舵的人,没有他们,学校就没有灵魂。
  我在看民国教育的史料时,特别想到几点。第一,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以终身做小学老师来作为他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的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
  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所以,中学、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决定一个老师,决定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的(地位)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这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你自己的学校办得好不好都不要紧的。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都自成体系。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独立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你不就在那里跑嘛,从小学一直到跑到高中,而且你都是为别人在跑,而不是为自己,因为所有的目标都特别的确定,每个老师和学生都为此而着急。这样,就把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消解掉了。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或获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最美好的东西,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而不是在那里“跑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慢”,“慢”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文质先生有本书,叫《教育的十字路口》,其实中国的文明、文化也在十字路口。今天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本能设计的,但教育是与本能为敌的,教育是要提升人,而不是按人的本能来行事,不是按本能来思考,要把人变成一个有能力驾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级族类。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有高于本能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按照本能去做,动物也有本能,甚至有比人类强过百倍的本能。所以,人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本能,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通过教育提升人,通过教育让人超越本能,实现自我。
  但是现在你到街上一看,满大街的广告,或其他的东西都是把人放回本能的状态,它们都是迎合人的需要产生的,而不是让你高于自己的本能。与人的本能相对应的,无非是衣、食、住、行、性这五个,整个社会的一切仿佛都是围绕着这些而产生的。所以,广告、各种娱乐节目,它们不是向上提升人,而是向下沉沦,这是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都是与这样的本能化趋向为敌的,是为了抗衡人类向下拽的趋势而存在的,否则,要教育干嘛?如果只是要迎合本能的需要,你根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进学校。所以,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类一代一代积累的最好的文明成果告诉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己,让我们更加靠近文明。
  也有一些人在说,怀念民国是不是一种病?有人问我怀念民国是不是一种怀旧?每一次我都断然否定了,我说,怀念民国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寻找。经济学喜欢讲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教育也要讲“路径依赖”。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的强调外面的资源、横向的资源,而往往会忽略本土的资源、纵向的资源,那就是往前追溯。
  往前追溯我们有两大传统,一是孔夫子以来的人文教育,二是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传统,我们只有这两个传统。从路径依赖来说,往往只有本土资源更有可以转化成一种动力,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外在的资源,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不容易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当我们回望民国的时候,是要寻找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一种可以依赖的本土资源,因为从晚清到民国的半个世纪当中,我们的前人立下了一些规范,创造了一些可以让我们今天重新接上的传统。
  我对那个时代的教育总结出几组关键词:

知识、方法、视野  兴趣、健康、能力   个性、气质、精神
  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对这些词重新进行解读之后,教育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说:在谷歌时代,什么样的学问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嘛,你在谷歌上一搜索关键词,一大串的东西全出来了——你记那么多干嘛?那就叫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判断”。我觉得他说的“判断”这个词非常好,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你有能力对这些知识作出判断,因为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都对的,有很多都是错误的,你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那才是属于你的真本事。
  由此,我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缺的不是知识,因为知识获得的途径真是太多太多了——过去,我们说一个人要是不经过学校教育,就是“睁眼瞎”,但在现在,获得知识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了,“获取”已经不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的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些知识,怎么去判断这些知识,并形成你自己独立的看法。
  我在和年轻人说“读书”这件事的时候,常常会想到这样一番话:你说读这本书有什么用,尤其是这本书考试不考的,读了干什么?你读那本书,也不考的,有什么用?是的,没有用。但是,也许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甚至三、四十年后,你少年时代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会在你的脑子中跳出来。或者,在你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它会突然跳出来,那是什么?那就是一条神秘的线索。这条神秘的线索就像天罗地网一样埋在你生命的深处,待某一天它就会被拎出来。这条线索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精神世界。
  如果没有你早年的阅读,当你在以后的人生中想要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你没有线索可以被拎,因为你的生命中没有布下像天罗地网一样的线索。那些线索在当时布下的时候,是无用的,它不是有意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追求“有用”,也太过追求“有意”、“刻意”。我们把这些看得太重了——而对“无用”非常排斥,对“无意”、“不经意”看得很轻。等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拎起来的线索,因为你的生命中本来就没有埋下什么伏笔。
     我经常想到,人成年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课堂里面学的东西的竞争,不是作业里、考试里那些东西的竞争,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差不多。人与人的真正竞争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展开的,我看的书你没看过,那我就跟你不一样,最多的竞争是在原先“无用”的地方、“无意”的地方。
如果我们观察每一个时代在不同领域有造就的人,你从表面怎么都看不懂他。我喜欢用阅读这个角度去观察,八九不离十就能看懂很多人。比如,我认识一些在各自领域有重要建树的老先生,比如著名律师张思之,他为什么成为律师界的泰山北斗?你可以说他专业好,他有道义勇气,都对,但是你这样说等于什么都没有解释。法律学得好的人有,辩护辩得好的人也有,有勇气的人也不仅是他。我破译他的精神密码,之所以区别于同时代甚至比他晚一辈的律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身上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东西——我用一个词概括叫:人文性。专业性、公共性别人同样有,人文性别人可能也有,但绝没有他这么强烈。他是1927年出生的人,六七年前,我在编《过去的中学》时,请他写一篇回忆的文章。他的回忆让我大为惊讶,他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一堂课,他回忆在抗战中的重庆读高中,有一位高中老师姓傅,本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因为战争的缘故流亡到那里做了中学老师。

他记得那是一堂讲李清照词《声声慢》的课,老师仅就其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词就讲了一节课!少年的他没有想到汉语竟然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竟然有这样的穿透力,这堂高一时代的课直到八十他还记得,并将留在他心中一辈子。他的专业和古典文学没有关系,但是2005年夏天我去北京看他,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等我,当时带了一本书在看,我一看桌子上的封面,就突然明白了他一生区别于其他同行的奥秘——那本书是《元曲选》。我明白了高中那堂课给了他一辈子,给的不是专业,而是精神的滋养,他一辈子都能在这里面得到滋润。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站在法庭上辩论,另一方面他在辩词中一辈子都在追求汉语的美感。你可以说一个律师与元曲、宋词有什么关系,但是,正是这些才是留在他生命里一辈子的东西。

我特别赞成文质先生搞的跨年诗歌朗诵会,因为在一个人的成长阶段,这种美育的东西,才更容易成为他生命内在的东西,从中可能转化出一生的资源。其实,教育说穿了就是要把人当人,但是把人当人是需要资源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你不知道李白,不知道曹雪芹,不知道屈原、杜甫,不知道鲁迅、胡适,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中国人——你只能是物质上的中国人。就像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国人,因为我们不是在惠特曼的诗歌、海明威的小说哺育下成长的,我们要进入他的文化,进不去啊。有些华人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交往的圈子基本上还是华人,因为他跟人家是两个文化系统。

我曾经想,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生活,他在精神上需要两个证件,一个是中国文化的身份证——这是指你身上中国文化的元素,另一个就是全球普世文化的护照,你要知道自希腊文明以来整个文明的脉络。你有了这两个证件才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现代人,大致上可以跟这个时代构成一个对应的关系。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虽然活着这个时代,但实际上和这个时代是很远的,你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世界。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民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一个时代不能因为它是乱世,就说它是失败的。诸子百家不是产生在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国,而是产生在春秋时代。民国,是中国的乱世,但是在教育上走出了一条真正融合中西的道路,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本土化,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享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同时能享受来自全球的最优质的那些资源,这就是民国时代曾经做到的。

最后一组关键词是:个性、气质、精神。

这些词,我们看上去都是虚词,全是虚词,是这个时代所反对的词,是这个时代不喜欢的词,但恰恰是这些词才是“把人当人”的根基。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展开,在教育中没有能塑造人的个性,也不能让人的气质得到展现,更不能培养他们健全的精神,那种教育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今天,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中学可能难度更大。毕竟小学还是能给小学生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无用的事情,恰恰是最有用的;那些有用的,恰恰是没有的。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我觉得,当我成人以后,在学生时代所学过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不着,可以说90%都没有用上。

但是自小学时代以来,我读的那些课外书基本上都有用。这个“有用”不是说直接拿来的那个“用”,而是它总在你写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条神秘的线索会被激活,几十年前的东西,就被扯出来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实存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难用一种物质的、可以量化的方式去表达,就好像《圣经》里的一句话:“你必点燃我的灯。”

今年有本书,大陆出的是删节版,没有香港的全版精彩,书名叫《燃灯者》,是讲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的。“你必点燃我的灯”,教育就是要点燃学生那盏灯。你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哪怕有一个学生的灯被你点燃,你也是可以骄傲的,何况,你有可能点燃更多人的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者其实就是“燃灯者”,点燃那盏灯的人,你的伟大的工作就是擦亮火柴,因为讲台下面那些眼睛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灯。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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