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新机遇 创造新境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谈...

　　新常态下有挑战也有机遇
　　记者： 我们常说， 要辩证地看问题。这一方法能不能用在对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工作的观察上呢?
　　迟福林： 根据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确会给就业带来一系列挑战。 比如就业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部分人员工作岗位、 收入可能受到影响等。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去年我们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7.4%， 但城镇新增就业却高达1322万人，创新世纪以来新高。
　　不仅如此， 伴随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升， 新的就业增长点会陆续出现， 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涌现。 相对传统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当然给予的回报也更加丰厚。 因此， 辩证地看待新常态下的就业问题， 不仅是当前了解就业工作的必要方式， 也是破解就业难题的必要前提。
　　记者： 按照您的论述， 我们能不能认为新常态下就业质量可能会有提高， 工作可能变得更加体面、 稳定， 收入也可能变得更高呢?
　　迟福林： 过去劳动力规模大、 用工成本低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但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 具体到劳动者个人却并非如此。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 很多劳动者依靠出卖体力换取微薄的收入， 工作当然谈不上稳定体面。
　　新常态下， 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农业富余劳动力逐步减少， 劳动力也由无限供应转为有限供应， 劳动者工作环境、 工资待遇也有明显改善。
　　此外， 伴随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如果劳动者能够顺应这一趋势， 通过参加培训等方式提高自身技能，将新的就业增长点带来的高回报就业岗位收入囊中， 获得高薪、 实现体面就业是完全可能的。
　　顺势而为才能成为赢家
　　记者： 如果不能顺应这个趋势， 将会带来哪些不良影响?
　　迟福林： 如果政府不能顺应这一趋势，不能及时调整教育结构、 专业设置和大力推进技能培训， 那么就业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 企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 高水平人才将持续短缺， 经济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劳动者不能顺应这一趋势， 那么获得稳定、 体面工作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
　　记者： 如果按照群体划分， 各类就业群体中，最有可能受到冲击的是哪一类?
　　迟福林： 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过程中， 产业将逐步进入中高端， 但同时一部分企业要关停甚至要破产， 即从市场中退出。 这也意味着一部分劳动者要么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边缘化甚至退出， 要么从传统产业转入新产业。 但这种 “转入” 是需要知识技能的。 在此情况下， 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年龄偏大、 学历偏低、 技能偏差或无技能的农民工受到的冲击最大。
　　记者： 我们不妨再使用一下辩证法。既然有因为不顺应趋势可能受到市场冲击的群体， 是不是也会有因为顺应而受益的群体呢?
　　迟福林： 这是肯定的。 新常态下， 随着经济向形态更高级、 分工更复杂、 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迈进， 现代金融、 电子商务、现代物流、 文化娱乐等行业必然更加繁荣并有大量新职业诞生。 那些准确判断潮流、拥有相应技能的人无疑将从事这些职业，并从中受益。
　　与此同时， 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的出现， 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 将为众多中小企业开拓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也为众多有创业意愿者尤其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 而他们创办的中小企业也组成了中国就业市场的 “微细胞群”， 将极大地激活劳动力就业市场。
　　记者： 您的这一观点， 恰好解释了一组和去年7.4%的经济增长率 “不匹配” 的数据———2014年新登记注册企业365.1万户，同比增长45.9%。
　　迟福林： 这一组数字确实让人非常振奋，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它的产生， 不仅有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众多创业者顺势而为的原因，政府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
　　我们知道， 新一届政府把加快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作为一件大事， 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推动工商登记改革， 为企业松了绑， 推动作为吸纳就业主渠道的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落实各项创业扶持政策，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并以创业带动就业，使创业者得到了更多的外界支持，创业路也走得更加平顺。
　　促进就业政府作用不可或缺
　　记者： 这样一组数字又能给新常态下的就业工作什么启示呢?
　　迟福林： 这组数字的出现， 充分显示了简政放权后市场潜力被激发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它提示我们， 要做好新常态下的就业工作， 政府必须坚持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不动摇， 必须充分尊重劳动者和企业的市场供求主体地位， 同时进一步加快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力度。
　　记者：政府放手越多效果就会越好吗?
　　迟福林： 当然不是。 简政放权只是让政府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为而治。 在我看来， 政府主要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 改变GDP高于一切的陈旧理念。 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建立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 在制订行业、 产业、 区域等方面规划时， 充分考虑扩大就业规模、 改善就业结构的需要。 在努力发展新产业的同时， 也不放弃传统， 为不同群体就业均提供空间。
　　其次， 抓好政策落实。 这些年政府制定了很多促进就业的政策， 我们应该加强督促检查和指导， 及时发现并纠正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同时规范政策操作流程， 简化程序， 提高政策的普及性。
　　再次， 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伴随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的岗位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这就要求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 全面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 使一大批适应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劳动者不断涌现。
　　最后， 还要发挥就业兜底作用。 对那些通过自身力量难以就业的困难人员， 政府应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和援助服务， 比如提供公益性岗位等， 让他们也有奉献社会、彰显价值的平台。
　　深化教育改革促进解决结构性矛盾
　　记者： 传统的教育模式是否也应该进行改变呢? 毕竟产业增长点、 就业增长点都变了， 市场对劳动者的要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迟福林： 这实际是如何化解结构性矛盾的问题。 在我看来， 要想真正实现学生知识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对接， 一方面要深化教育制度改革， 形成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教育体系和相应机制， 并对普通高等院校进行与社会对接的职业化、 专业化改造，实行开放办学。
　　另一方面， 要大力提升职业技能教育地位， 在构建门类齐全、 结构合理的现代技能教育体系的同时， 大力支持和推动各类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 强化操作实训，开展订单、定向式培养。
　　此外， 还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要针对农民工、 大学生等不同群体的不同情况开展不同类型的培训。 比如针对农民工居住集中或分散的不同情况， 采用集中授课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培训形式， 既可以把课堂设在学校，又可以办在工地、车间。
　　当然， 一个人要想始终适应转型升级的要求， 终身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政府要努力构建各类教育资源共享、 各种教育类型相互沟通、 各种教育形式相互衔接的新的教育体系， 打造社区教育、 行业企业培训、 在线学习、 开放教育、 远程教育等公共服务平台， 以满足广大公民对终身学习的多种需求。